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无论对中苏关系还是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这段历史,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著,大多数学者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问题是,如果中苏边界冲突仅仅维持在常规武器的对峙上,这种影响还会有这么大吗?当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美国决策层多次探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苏联并不积极,为什么仅仅过了5年,当苏联转而试探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时,美国决策层反而开始反对?美、苏、中都是有核国家,那么核因素在三者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本文试图寻找的答案。
尼克松政府初期继续强调中国的核威胁
尽管尼克松上台伊始,便指示其国家安全顾问重新审查对华政策问题,但步骤是谨慎的,在核战略方面更是沿袭了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9年2月6日,尼克松要求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对饱受争议的“哨兵”反弹道导弹系统进行联席复查,中国核威胁论仍然是“哨兵”系统存废的主要争论之一。支持者认为,到70年代初估计中国将拥有约10枚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哨兵”系统的保护,美国在中国使用10枚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次军事打击下将会导致高达700万人口的伤亡;而反对者则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战略进攻力量方面将具备有效的威慑,推迟部署并不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情报部门也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评估,为决策提供参考。这份文件是尼克松政府关于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第一份评估报告,所以在总则方面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了回顾。文件的基调仍然强调中国核威胁论,认为:(1)战略武器系统的开发在中国一直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遇到了经济与政治危机,但是该计划仍然得以继续进行,中国已经进行了许多适当的研究与开发,并建立许多必备的生产设施来支持正在进行中的重要战略武器计划。(2)中国已具备了地区性核打击能力,其现在拥有几枚可由两架喷气式中型轰炸机运载的热核武器。(3)随着中国生产喷气式中型轰炸机并开发战略导弹及其相配的热核弹头,在未来几年这种有限的能力将得以适当的增长。中国可能将于1969年或1970年开始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到70年代中期将能达到80~100枚的水平。(4)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中国最早在1972年末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话,其数量到1975年可能在10~25枚之间。(5)中国可能近期将使用经改造过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发射工具发射卫星。
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相比,该文件较多的分析了中国战略武器计划所面临的问题:(1)未来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在开发和制造现代武器系统上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几年前预测的长。因中国缺少在复杂的现代武器系统上取得快速进步所必需的广泛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这种局势还会由于国内政治局势骚乱、困惑和不确定而加剧,甚至一定程度地被延长。(2)由于中国领导人难以取得尖端武器计划的生产与部署和发展工农业关系二者之间的平衡,因此中国设计者可能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与超级大国的核打击能力相抗衡。这将导致中国放弃初期导弹系统的大规模部署,而希望从拥有相对较少的导弹和飞机上获得重要的威慑作用和政治影响。(3)由于中国核战略部队相对较弱,中国肯定会认识到对邻国和超级大国使用核武器必将冒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风险。整体而言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战略核武器计划的有限性同时,继续强调了中国核威胁论。
2月底,戴维·帕卡德完成了报告,建议尼克松继续进行反弹道导弹计划,但需略加修改。对此,基辛格表示赞同。尽管他认为部署的主要原因是“用我们愿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来换取苏联愿意限制进攻性武器”,但他也承认完全否定一次偶然袭击的可能性或将有更多国家掌握核能力的前景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中国只是第一个可能的国家,别的国家还会跟上来。如果没有任何防御,一次偶发的发射就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一个核小国也能够讹诈美国。3月5日,国防部对“哨兵”计划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版本,即“卫兵”计划。其目标表面上是:(1)提供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地区防御;(2)为国家指挥机构提供针对苏联进攻的防御;(3)保护陆基进攻性武器“民兵”导弹,以确保遭受第一次打击后的报复能力。但实际上美国两届政府部署反弹道导弹的理由是一样的,“即看来取得某种保护以防较小的核国家的意外袭击或蓄意进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防御苏联的庞大民防体系,因为这将会引起武器控制问题和预算问题”。3月14日,尼克松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声明“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批准这一计划,就会使得在70年代发生中国的进攻时,或者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意外进攻时,把美国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更为严重的是,尼克松进而暗示美苏在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因此我认为,哪一国也不会赞同放弃这整个计划,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威胁存在期间”。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防范中国的核威胁,7月14日,尼克松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在亚洲的核战略问题进行跨部门研究。该指令要求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1)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能力。即列出在哪种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包括对中国可能的目标体系和美国打击这些目标所需的核力量进行研究,还涉及美国的战略力量配置、行动计划、所要求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运作程序以及有关战略的定性问题等。(2)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术核能力。要求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术核能力角色,包括可能的中国袭击和对盟国与非盟国以其他形式的袭击进行威慑和防御等情况进行审查。(3)核保护问题。这项研究主要分析美国面对中国的核威胁,对盟国和非盟国所要承担义务的政治情况。(4)核不扩散问题。这项研究要求对上述三个领域中所产生可能核扩散的效应和对扩大“核不扩散条约”执行面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强调美国对中国核威胁关心的同时,也进一步关注中国的核计划与核不扩散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披露,尼克松和基辛格曾考虑默许苏联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其根据就是这份研究报告。甚至说基辛格的下属(未透露姓名)在冷战结束后承认当时美国政府考虑了所有方案,包括默许苏联或与其合作攻打中国核设施的方案。以此说明尼克松政府更加倾向于“联苏抑中”,而并非众所周知的“拉中抑苏”的基本路线。确实,直到1969年上半年,尼克松政府与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并无本质区别,仍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核威胁论。但仅从一份研究指令就推断出美苏联手或默许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未免过于草率。这项指令原计划要求在9月30日之前提交报告,但基础研究直到1970年7月才完成,而提交到高级评估小组进行讨论已经是1971年3月的事情了。至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除了官僚机构互相推诿以外,也一定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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