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18～23日，美、苏、英、法四国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从同年8月1日起，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持续了15年。学界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会谈的作用、过程，双方会谈的特点和美国的决策过程等。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学界对于中方决策的研究和分析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在中国决策过程中苏联的作用和影响，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笔者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分析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以下简称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之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情况。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开始和美国直接接触，这源于苏联向中国代表团传递的信息。据王炳南回忆:“有一天，莫洛托夫找到总理。他说杜勒斯未抵日内瓦前他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在私下谈话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流露出一种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1］在苏联的启发下，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同史密斯接触。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美开始领事级的接触，并一直持续到1955年7月。1954年8月3日，杜勒斯在给美国驻英大使馆的电报中指出，这种接触并不安排谈判和谈判代表，只是在日内瓦会谈后中美双方交换信息的一种继续［2］，但这毕竟给中国打开了一道观察、接触美国的“门缝”。在这之后，苏联继续同中国密切配合，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促成中美直接对话。 

一、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筹备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酝酿

1954年下半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苏联积极斡旋，试图使中美直接谈判。当时，苏联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准备会议议题时，苏联将中国的要求考虑在内。1954年年底，苏共中央将有关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文件送交中国，征求中国的意见。1955年1月1日，中国外交部拟定《关于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答复苏共中央稿》表示:“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和估计”，提出“远东问题应该成为四国会议的讨论对象之一”，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认为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促成中美直接谈判上，因为这种方式的谈判的实现可能性最大。至于其他谈判方式，例如召开五大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和其他远东问题的方式，则可作为促成美国同意中美直接谈判的一种手段相机予以运用。中美直接谈判在初期可以考虑采取由双方驻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的使节进行接触的办法”。［3］由此可见，中苏两国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心愿是一致的，在中美谈判问题上，苏联与中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配合。

1955年2月4日，莫洛托夫发表声明，主张召开由中、美、英、苏、法、印、缅、印尼、巴和锡兰参加的十国会议，讨论缓和远东局势。对此，中国非常赞成。2月6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谈到亚洲和台湾海峡局势时说:“如果要举行国际会议，美国就要直接出面同中国谈。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的……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同中国直接谈，在别国的参加下，在国际会议上谈。”［4］然而，美国却拒绝召开没有国民党参加的十国会议。

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发表希望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接着，周恩来表示了对苏联所提出的十国会议方案的赞同:“谈判的形式，中国政府支持苏联提出的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也愿意考虑其它的谈判形式。”［6］苏联则在7月份递交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四国会议上的立场》一文中明确提出:“苏联代表团将支持周恩来同志四月二十三日提出的关于中美举行直接谈判的建议”。［7］由此可见，中苏在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促进中美直接会谈上的紧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