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全党上下都在学习贯彻执行。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位老科学家是怎样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他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又提出了什么建议。

　　我作为钱老的秘书和学术助手，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对他的系统科学思想有所理解。钱老早年在美国从事导弹控制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动控制技术的重要性，在维纳《控制论》的基础上，于1954年写出了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工程控制论》，讲的主要就是对系统的调节与控制。这可以说是钱老系统思想的萌芽。1955年回国后，在主导“两弹一星”的成功实践中，钱老运用、发展了这一思想和方法，提出了系统工程的管理理论，继而又把它推广到社会、经济等各个管理领域，开创了系统科学这一大的学科门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系统科学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各分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以及系统和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强调的是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发展。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的系统科学思想总的学术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与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社会和谐及统筹兼顾的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外国人也搞系统科学研究，也有一些学派，其中不乏有成就者。钱老说，他们的有用成果我们要吸取，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某些机械唯物论我们要避免。

　　钱老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在“发展”前面加上“科学”两个字，这就使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我们的发展还是要讲科学，还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只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内涵在发展变化而已。所以，“科学发展”这4个字的包容性是很强的，犹如一条“发展定律”，应该是永远成立的。作为科学家，他认为，凡是称得上“科学”的，就是永恒的。钱老说，全社会哪一个方面、哪一项事业、哪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要讲究科学呀?要真正做到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就不能只讲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就一定要从总体上思考和解决问题。要讲总体优化，而不是部门优化和地区优化。钱老回顾说，我们过去搞导弹，搞卫星，为什么设立总体设计部，就是为了实现总体优化。那时我们就明白，一个部件的优化不等于总体优化，只有所有部件的性能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总体优化。他认为，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晚年对他说的，你们这一套系统工程也可以用于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道理。

　　钱老认为，在一个工程项目上搞系统优化比较容易，要把航天系统工程那套具体的管理细节和计算方法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上，问题又出现了。因为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比一个具体工程问题复杂多了，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又变化无常，许多因素无法定量计算，也就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只好凭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为了寻求一套科学方法，他在晚年曾进行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与系统工程专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数学家、生物医学家甚至哲学家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决策不完全靠经验，拍脑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科学一点。他认为，要想做到科学化，就要能精确地计算，用计算预测未来。他的理想就是一项政策的“出台”，像发射人造卫星那样，一旦发射出去，它在天上如何运行我们事先基本知道。

　　但钱老明白，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同于航天工程系统，事实上是做不到那么精确的。怎么办？钱老用系统科学思想研究社会这个复杂系统时，提炼出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而且他和同事们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复杂系统案例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处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虽然达不到工程系统那么精确，但通过努力，其精度还是可以满足社会系统运作要求的。钱老认为，学点系统科学知识，懂点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有助益的。

　　什么叫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钱老说，所谓“定性”，就是在我们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时，首先要对它有一个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来自人从社会实践中感悟到的经验知识，是人接触到一个新鲜事物以后在大脑中形象思维的结果。当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得多了，就可能对事物的整体形成一个初步的定性认识，或叫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或体系。钱老说，不要小看这个定性认识，它是我们着手进一步处理复杂问题的前提。如果你的认识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下一步的数学处理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个定性的理论框架是什么？打个比方说，它不是一个事物的“摄影图片”，而是这个事物抽象出来的“素描”。有了这个正确的定性的理论框架，我们就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结构化处理，将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问题，逼近有序的结构化，然后运用现代数学设计数学模型。一个复杂事物的方方面面可能需要许多模型来描述，这就是所谓的“模型体系”。这时我们就可以用对模型的研究来反映对实际系统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