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上期以《复出的步伐——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为题选发了年谱记载的邓小平1973年的主要活动。为进一步了解这部年谱的资料来源、形成过程和编辑思路，挖掘年谱中展现的新鲜内容，本刊记者采访了《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编撰人员。现将采访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记者：年谱是反映谱主生平思想最好的工具书，人们看重它是因为它能系统、完整地披露大量原始资料。请介绍一下，《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什么？年谱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和原始档案情况如何？
　　编者：《邓小平年谱（1904—1974）》确实披露了邓小平生平前70年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中央档案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军委档案馆、一些省市档案馆和党史研究部门以及境外一些档案部门，基本上都是第一手资料。另外，一些老同志、邓小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提供了不少资料。邓小平的早年活动就采用了从法国、俄罗斯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我们赴俄罗斯收集到了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的珍贵档案资料，包括他当年拟写的学习计划、填写的各种表格、撰写的自述以及党组织的鉴定等。再如，战争年代的军事电报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原始档案。为了充分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的活动，我们收集、核阅、研读了10多万份邓小平的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档案资料和书刊材料。全国各地保留或修复解放战争时期刘邓革命活动的主要旧址达70多处，我们实地考察的有60多处。例如：指挥上党、平汉战役时住过的赤岸村、峰峰煤矿、伯延镇；自卫防御作战期间住过的冶陶镇、白衣阁、石林镇；战略进攻时活动过的孙口黄河渡口、赵家楼、羊山集、大别山区；战略决战前夕活动过的韦寨、鲁山、宝丰；淮海战役中住过的临涣集、小李家村、贾凹村；渡江战役前后住过的徐州大北望、商丘张菜园、肥东瑶岗、南京、上海等等。
　　记者：关于邓小平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年谱介绍得比较简单，是不是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从年谱上能不能看到邓小平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编者：年谱对邓小平14岁以前的成长过程介绍得比较简单，主要是因为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本着真实可信的原则，没有引据其他资料。从后来他本人的回忆等，还是能看到家庭对他的深刻影响。
　　邓小平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子，一出生就受到全家特别的关爱。关于他的家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一次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他说：“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他的母亲贤明能干，热情善良，乐于助人。母亲的言传身教，对邓小平性格的培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父亲长年在外，邓小平在15岁离开广安前跟母亲相处更多一些。他十分敬重母亲，晚年时曾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父亲邓绍昌思想开明，他创办新式学堂，让邓小平接受新式教育。他做过当地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的头领，辛亥革命时曾率众参加广安的武装起义。邓小平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是靠父亲的坚持。因此，如果说母亲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父亲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父亲的这一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轨迹。而母亲对邓小平留法则是不赞成的，她疼爱儿子，担心出远门吃苦受累，同时也希望长子能留在家里，将来主管家事。因此，如果不是父亲的坚持，邓小平也许一辈子会留在家乡广安，继承并操持家业。
　　记者：邓小平16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可能是当年年龄最小的勤工俭学生。他赴法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年谱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反映的？
　　编者：邓小平最初是怀揣梦想、一心求学的，但到法国后很快就陷入困境。他只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就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此后，辗转到施耐德钢铁厂做工，在那里吃不饱饭，也拿不到工资，还倒赔100多法郎，且常常受到工头的欺侮和辱骂，终因不堪忍受而辞职。由此，他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他做过各式各样的杂工，包括在饭馆做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等等，这些都只能勉强“糊口”。虽然没有文献记载说邓小平去法国是为了“学点本事”、“工业救国”，但从他后来写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他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他还说过：“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然而，残酷的现实令他心灰意冷。所幸的是邓小平后来遇到了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等，受他们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者：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原始文献记载吗？
　　编者：有关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党组织的情况，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他说，1923年3月离开哈金森工厂前，舒晖嶂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汪泽楷也同他谈了两次话。6月，他离开夏莱特到达巴黎，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穆清接洽，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入党时间，有文字记载，1924年7月16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所以，年谱将邓小平的入党时间确定为1924年7月16日。
　　从加入党组织那一天起，邓小平就坚定了自己的终生信仰。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在处理婚姻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同封建主义传统作斗争的鲜明态度。年谱引用了邓小平在法国给父母写的信，提出与一岁时父母为自己订亲的唐姓女子解除婚约。父亲回信大骂他不孝，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邓小平没有畏惧和退让，依然坚持退婚。最后父母不得不将唐姓女子作为邓家女儿嫁了出去。对于退婚的理由，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明白：“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