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初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首次评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是1957年2月16日上午，地点在毛泽东中南海的居住地——颐年堂。这是一次中央领导和部分文艺界领导人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

　　在谈到这个会议之前，需简要介绍一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来的5个月里，围绕着这篇小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声音。

　　在文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中，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肯定赞成、叫好喝彩。仅《文艺学习》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读者来信，肯定这篇小说，甚至有发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这样的呼声的。《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是一个很会办刊物的人，这家刊物从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开辟专栏，连续4期发表了27篇文章，专题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响的报刊，如《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也纷纷发表评价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刘绍棠、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与苦口》等。

　　另一种则是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声音。文章也不少。如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8]和艾克恩的《林震究竟向娜思佳学了些什么？》。有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必须一提，就是部队评论家马寒冰等人的文章，题为《是香花还是毒草？》，主要观点是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做毒草来批。文章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样已经打了出来，毛泽东看了清样，很不满意。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但给毛泽东很深的印象。因为还是这位马寒冰，曾于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和另外三位部队评论家陈其通、陈亚丁、鲁勒联合发表了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9]，批评了文艺界种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倡导的“双百方针”唱了反调。毛泽东已经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批评，但由于不少传达者的曲解，批评没有奏效。这次马寒冰等人又出来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难，毛泽东称之为“大军围剿”，其反感更加强烈。

　　上面提到的一位发难者李希凡，就在两年前的1954年，和蓝翎一起因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它》，成为被毛主席保护的“小人物”而名震一时。李希凡在《文汇报》上批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他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这次没有保护他，而是加以批评讽刺。毛泽东这次是为一个新的“小人物”——王蒙说话了。

　　2月16日的这次座谈会开得比较突然。这天上午，文艺界主要领导、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安排的工作，是听取《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等人汇报文艺创作问题。到了11点，电话铃响了，是胡乔木来的电话，让周扬、林默涵、张光年、严文井去颐年堂开会。周扬又叫上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一同参加。等他们赶到颐年堂，刚脱下外衣，毛泽东就出来了。除了毛泽东和上面已经提到的几位文艺界领导人，与会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康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胡耀邦、张奚若、邓拓、杨秀峰、陈沂等人。这个座谈会的规格够高的了。

　　匆忙赶来，因近距离见到了毛泽东而有些紧张激动的文艺界人士，由于毛泽东的风趣，很快心情放松。毛泽东笑问《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张岱年是你的哥哥吗？”张光年答不是。毛泽东又问：“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张光年又答不是。40年后张光年回忆毛泽东的问话说：“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气氛轻松一些。” [10]

　　这个“气氛轻松”的会议的内容，据郭小川当天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谈的，“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促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 [11]

　　张光年回忆道：“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受到赞扬，后者受到毛主席的严正指责。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 [12]

　　还有一个版本记录得比较全，就是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该书在“文革”中印行但未正式出版，可供史家参考——笔者注)第114、115页上的，毛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的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动。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还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毛泽东批评了李希凡：“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13]

　　黎之在中国作协听了这次会议的传达，他的日记记录了毛泽东有关谈话的大意：“毛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黎之的记录和张光年、郭小川、《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的说法，主要意思差不多。但黎之所记这次讲话的时间，是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特意留下周扬等人谈的。经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的时间是1957年1月27日，与张光年、郭小川的说法相差20天，而且从张、郭的说法和其他有关史料来看，他们显然是在2月16日颐年堂首次听到毛泽东对王蒙小说以保护为主的意见。把毛泽东首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间，确定为1957年2月16日上午，更贴近史实。[14]

　　毛泽东要求周扬找王蒙谈谈，周扬谈了。不过年轻的王蒙，当时可能并没有察觉到这里有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这段时间，王蒙因读了李希凡等人的严厉批评文章，很不服气，写信要求周扬见他。王蒙于1996年4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周扬的目光》一文，回忆了他与周扬见面的情形：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的，地点就在我后来在文化部工作时用来会见外宾时常用的孑民堂。我由于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某位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想不通，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后来受到他的接见。我深信这次谈话我给周扬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当时是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很懂党的规矩，政治生活的规矩。‘党员修养’与一般青年作家无法比拟。即使对于那篇小说，我不能接受那种严厉的批评，我的态度也十分良好。周扬同志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见我十分瘦弱，便问我有没有肺部疾患。” [15]此后周扬一直关心王蒙，包括在王蒙落难到北京郊区农村改造和迁徙到新疆期间，乃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支持王蒙的小说文体探索，这与他私人对王蒙的良好印象有关，就不止是按毛泽东指示办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