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个别描写的修改，却是煞风景的。例如第七节，原稿描写赵慧文说话间隙有一个身体动作，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这句被改成“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加上这“白白的好看的”形容词，显得多余，读来味同嚼蜡。

　　如果没有秦兆阳等的修改，也许并不会改变王蒙和他的小说的命运，因为毛泽东对林震的光明坚强，抱有更高的期待，对小说兴无灭资的精神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但无论如何，不能说秦兆阳主持的修改，仅仅是文字上的、没有意义的。它毕竟使小说的政治调子黯淡了一些，艺术性也受到某种削弱，这多少强化了毛泽东和其他读者对小说负面的印象。因而也不能说周扬等人及其所掌握的《宣教动态》，是完全地向壁虚造。

　　王蒙对待这个问题，表现了与他22岁年龄不太相称的稳健与成熟。他的小说引起了那么大的风波，但有两点王蒙始终没有随众应声附和：一个是没有完全承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主题单一的反官僚主义的小说，他1957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 [25]另一个就是没有顺着毛泽东及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意见往上爬，既然连他们这些大人物都说缺点是秦兆阳改的，我何不顺水推舟以自保乃至自耀？王蒙对小说的修改显然有不满意的地方，如题目的修改，但王蒙在受到批评甚至命运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刻，始终没有往秦兆阳身上推责任、洗刷自己。重压下，王蒙表现了难得的清醒和品格，他没有失态。

　　而王蒙的早熟与稳健，在当时的气氛下，并不讨好，有一位女性老作家给王蒙写信，认为他应该趁机猛攻秦兆阳等编辑。她还对王蒙在批评秦兆阳的会上的表现不满，说他在会上的含蓄发言“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老练”。

　　与这位女作家同声一气的人很多，包括著名作家、《文艺报》负责人康濯。1958年2月，在两百多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康濯在长篇发言中批评秦兆阳说：“关于王蒙小说的问题，秦兆阳一直说是在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前他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修改过这篇小说，我认为这也是对组织和对工作的不老实的态度。虽然他经常修改别人的作品，但是王蒙小说他修改得很多……可为什么对王蒙的小说的修改倒给忘了？”

　　康濯曾经是王蒙非常佩服的作家。1948年夏天，14岁的地下共产党员王蒙，正为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苦恼。一天他从北大工学院“六二”图书馆借读了康濯的小说《我的两家房东》，“欢喜得流出了眼泪，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 [26]少年王蒙从来没有读书读得那么激动过。而在康濯严厉批评秦兆阳的1958年2月，虽然离毛泽东1957年2月第一次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力推“双百方针”才只有一年，但风雨来得骤，政治形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秦兆阳的政治生命已经危哉，而王蒙在北京市团市委系统的处境也很不妙，再难“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了。因为早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仅限于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前一个时期，特别是1957年5月1日中央正式号召和部署整风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动了对于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并布置暴露原则，继续鼓励大鸣大放以引蛇出洞。到了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秦兆阳被打成了右派，曾写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费孝通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58年5月，王蒙也被收进了“右派”网内。他成了景山公园少年宫工地上的一名建筑小工，后来又到北京郊区从事劳动改造。毛泽东曾经多次保护过的人，为什么还会落难？王蒙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关心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非本文论述的重点，有待另文回答。

此后毛泽东继续主政的20年间，政治运动频仍，他提倡的“双百方针”也没有得到真正实行。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选集里，均在有关文章中删去了他多次保护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话语。直到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才正式出现在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稿中，即题为《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