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王蒙的基本立场：坚持深刻性、复杂性、反对简单走极端

　　王蒙说，他没有能力“写出一个有血有肉而又完美无缺的人物”，他对小说人物的基本把握：林震，是一位有弱点的正面人物；刘世吾是有优点的落后人物。其他人物也各有长短，各有各的复杂。由于对笔下人物复杂性的认识，王蒙在创作时便备受煎熬。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他感慨：“多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的波流！……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作者曾经感到头绪多么纷乱、多么难以驾驭呀！甚至，他无法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结尾呢……”尽管备受煎熬，王蒙还是怀着对“生活的提示”的执拗忠诚，成功地写出组织部的深刻复杂性，人生的深刻复杂性，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性、混沌性。显然王蒙认为,惟有忠实地写出生活的复杂性,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

　　正像《红楼梦》等追求描写生活复杂性、原生性、混沌性的作品的命运一样，深刻复杂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遇到了来自评论家和社会公众的各种不同的解读及评价，相互间发生了巨大的争议。许多见解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对于大多数评论，王蒙表示能理解、承受，有的还有所启发。但王蒙惟对一种解读倾向非常不安，那就是——走极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并以这种简单浅白的态度来解读作品。王蒙说：“正像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者对人物的认识、态度、感情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甚至是有某些矛盾的（林震和刘世吾都反映了这种矛盾）。于是狂热歌颂林震的意见出现了，大骂作者的狂热歌颂的意见也出现了，这两种意见在争论中互为因果各走向其极端，而作者无限惶恐了。” [28]简单走极端的情形分两种，一种是好话，即夸作者的“狂热歌颂”；一种是坏话，即“大骂作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不论好话与坏话，王蒙都不苟同。

　　王蒙坚持的深刻复杂性，当然不是写作技巧上的。把故事编得花哨一些，情节跌宕起伏一些，人物面目扑朔迷离一些，比方说把林震往先纯洁后老谋深算上写，把韩常新往先市侩后纯洁朴实上写，把包袱埋得多一些、抖得多一些……这些都是写作方法，而不是王蒙所坚持的“生活的提示”的题中之义。王蒙坚持的是人生及其生活的矛盾多重性所决定的深刻复杂性，就是说人生不可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仇即爱，非明即暗，非左即右，而是互相渗透、纠缠在一块儿，呈现出一种生活的混沌与驳杂。在阶级阵营对垒比较分明、人的爱憎也比较分明的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样式的小说一般难以产生（不过，毛泽东甚至并不反对红军长征的时候看《红楼梦》）。而恰恰是在和平时期，在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要存在的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时期，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运而生。它与革命时期的文学审美有了区别。是喝彩呢？棒杀呢？还是容忍呢？还是既批评又鼓励呢？围绕这篇小说发生的巨大风波和争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在中国社会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巨大转折时刻，从领袖到知识界到公众，对这个问题的一次集中的思考掂量、争论辩驳。群众的思维主流总是趋向简单概括、浅白易懂，惟其如此思想与理念才能够流行，才能够为大众掌握。其普及性优势显而易见，而其对复杂生活的细节忽略和潦草概括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走偏歪曲，对深刻本质的浅白解读，这些负面效果也相伴并生。这种负面效果，往往与作品的受众面成正比。坚持深刻复杂性，反对简单走极端，使王蒙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论争中，显得比较孤独、比较无奈。

　　从1958年夏季起，王蒙一被发至景山少年宫工地做小工，二辗转北京郊区从事农业劳动，三又到新疆改造了16年，直到1979年复出文坛。20年的政治试炼，20年的煎肠疾首，20年的泪尽则喜。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沧桑，王蒙对人生的复杂性体会当越来越深刻，直至刻骨铭心了。如果说，1957年春天王蒙对简单极端性的惶恐和对深刻复杂性的认同，还只是书卷气的，还只是写作态度上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思想萌芽，那么1979年以后的王蒙，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了。

　　王蒙复出文坛后，很快开始了他的文学井喷。又一次引起争议的，是他扔出了集束手榴弹——一批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等手法的短篇、中篇小说，如《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王蒙不承认他是为意识流而意识流，而认为他之所以打破空间、时间顺序来写，是尊重人们心理世界意识流动的真实复杂的状态。这是生活对王蒙的提示，对这种提示的忠诚，使王蒙充满了艺术的胆识。即使激赏并推荐他任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胡乔木，提醒他暂停现代派文学实验[29]，他有所接受，但没有根本改变。他的依旧复杂、并充满深刻反讽与黑色幽默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在1991年又一次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他在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拒绝与当时的所谓“片面的深刻”的文学观点做妥协，坚持“复杂的深刻”的立场，连续发表《沪上思絮录》、《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精神家园何妨共建》等文章、谈话录，不惜付出腹背受敌、两面不讨好的代价，他的那种“神清何惧演而变，气爽随它栽与批”[30]的对清明理性的坚定捍卫，表现了一种历经沧桑知天命的智者姿态。他对新一代文艺作品伪造民俗以模仿马尔克斯等人，颇不以为然。他对近年一味揭露干部腐败阴暗面的作品评价不高，认为当前干部也有建功立业的一面，把官场说得一团漆黑也是走了极端……王蒙在60岁那年，总结了11条人生经验，大多与反对走极端、坚持复杂性有关，比如“不要相信简单化”，“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31]……经过一个甲子的阅历，王蒙这一立场更加坚定，成为了他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和文学品格，成为他文学的同时也是人生的基本立场。

　　梳理历史事件的资料及其线索，总是让人有所总结、有所发现。尽管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已是49年前的往事，但49年前那个春天的信息，今天依旧有其现实意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还活着，历久弥新，而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依然是召唤和推动当代中国文艺与学术蓬勃发展的旗帜。思想的萌芽会长成大树，花谢了也还会再开。回顾、梳理、抚摸、探讨这段历史，不仅是怀旧，更多的是启迪。　　

　　注解：

　　[1][2]《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73页，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党史简表》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北京日报》1956年9月30日，第3版。

　　[6][7]《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3页，第135页。

　　[8]《文汇报》1957年2月9日，第3版《笔会》专栏。

　　[9]《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第7版。

　　[10] [12]《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0页，第31页。

　　[11]《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第94页。

　　[13]《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33页。

　　[14]《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4页。

　　[15]《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16]《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页。

　　[17]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版，第590－592页。

　　[18]《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页。

　　[19]《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34页。

　　[20]《王蒙文集》第20卷，第55－56页。

　　[21]《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第112页。

　　[22] [23]《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页。

　　[24]《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25]《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6]《王蒙文存》第23卷，第3页。

　　[27]《王蒙文存》第21卷，第3－14页。

　　[28]《王蒙文存》第21卷，第5－6页。

　　[29]《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30]《绘图本王蒙旧体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华宝斋书社2001年版，第46页。

　　[31]《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9页

　　  摘自《长城》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