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练好内功，着眼抵御执政风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抵御执政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则是练好抵御风险内功的固本之举，这是毛泽东以防范内源性风险为主的思路的逻辑延伸。毛泽东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0］（p．605）毛泽东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深入解决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此时很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整风的报道，他看了5月10日《解放日报》第2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后写下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还说：“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0］（p．609）这一批语充分说明了整风的紧迫性和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重要性。《人民日报》在当时配发的社论中写道：“领导工作人员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14］这里所告诫的“危险”即执政风险。而酿成这种“危险”的不外乎社论中所说两个因素：一是能力因素，二是“冲昏头脑”，而后者主要就是表现在官僚主义作风上。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了反映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转变作风，这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问题在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不能由此否定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

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主观、客观和国内、国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遭受了严重困难，这是党执政后遇到的又一次风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使这一时期的执政风险很快得以化解。毛泽东化解风险的思路，仍然是注重抓党风建设，以清廉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形成全党全国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强大力量。这一时期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种不正之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这“五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全党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5］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加强调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我们党这种一贯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下去和发扬光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16］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的问题，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