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

　　今年3月26日下午，我们来到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采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该所所长的朱佳木。朱佳木是南通籍老一辈革命家朱理治的儿子，曾经先后担任过胡乔木和陈云同志的秘书。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了解了许多同辈人所不了解的事情，也使他受到了许多同辈人所没有受到的熏陶。在拥有众多名人题词的会客室里，朱佳木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朱理治、胡乔木、陈云身边生活、工作的一些故事。

　　在朱理治身边

　　朱佳木的父亲朱理治于1907年出生于通州余西古镇一个中医世家，大革命后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佳木说，父亲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信仰的执着和坚定。

　　1926年，朱理治在南通省立七中（今南通中学）高中二年级，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力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那时，他眼看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欺辱蹂躏，渴望得到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常到图书馆翻看各种书籍，但却越看越茫无头绪。与他同宿舍的扬州人余冠英，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见他如此渴求真理，便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ABC》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看后感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于是，毅然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无论被敌人追捕关押，还是在革命队伍中遭受冤屈打击，从未怀疑、动摇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朱佳木说，父亲入党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统治北方的军阀乘机制造白色恐怖，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刚刚入党的他很快担任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不久，又先后担任了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临时工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身份暴露，加之与组织失去联系，他在由自己介绍入党的常州同学冯仲云的掩护下，前往上海寻找组织。因未能接上关系，他回到江对岸的老家南通，在余西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1928年7月，由于活动暴露，他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和苏州监狱。在党组织和亲友的营救下，加之敌人始终未能掌握他参加共产党的真凭实据，故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判了他一年多徒刑，实际关押两年多。在狱中，他继续坚持斗争，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又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同难会，发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出狱后，他哥哥前来接他回家，但他急于找到组织，径直去了上海。在等待和上级接头时，他哥哥又来找他，说母亲见他没有回去，认为他一定是死了，眼睛都快哭瞎，要他无论如何要回家一趟。回到家后，他父亲说为他在南京找到一所出国留学的预科学校，要他不要再闹革命了。可他在家里只住了3天，便毅然折返上海，开始了新的战斗。

　　朱佳木说，父亲与组织接上关系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和党团书记；后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江苏团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1934年，他被派往河北，先后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他又被派往陕北，任中央代表团书记。在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由他主持成立了红15军团和陕甘晋省委，任省委书记。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改任陕甘省委书记兼红29军政委。1936年5月，中央成立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他任委员兼秘书长。在西安事变前夕，他被派往西安，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他被派往河南，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政委兼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他奉命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正在他展示自己的金融才能、奋力克服因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边区给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之时，中共西北局召开高干会，高岗抓住他在主持陕北工作期间的肃反错误，无限上纲，硬扣上所谓“阴谋陷害刘志丹、高岗”和“反对迎接中央红军”两大罪名，撤销职务，连降3级。对此，他一直不服。1959年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认真复查，纠正了那两个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并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扣上“走资派”和“搞翻案”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

　　 “文革”期间，朱佳木已是大学生，经常帮助朱理治写各种“交代”、“检查”、“证明”材料。他说，父亲有什么话都对我说，从他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句对党抱怨或后悔革命的话，相反，倒是经常听到他要我们坚信党、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教诲。“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分配到河北省工作，但又不明确职务，实际上无法工作。他就不断下基层调研，用370天跑遍了河北的工矿农村，仅座谈会的笔记就写了8本。

　　对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朱佳木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学毕业后，一位老同志推荐他到部队去做新闻报道工作，原先说好按干部待遇，但去后，部队说他是应征入伍的，只能按战士对待，每月津贴费6元。他虽然没有走，但毕竟岁数大了，要成家，没工资确有实际困难。那时，在部队提干必须先入党，而他不愿为了入党一时表现积极，加上父亲还没有“解放”，所以入党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对此，他心里很是着急。一次回京探亲，朱理治同他谈话，说：“你为什么要入党，这个问题想通没有？如果没想通，我劝你不要急着入党。”朱佳木说，这次谈话对他震动很大，不仅使他不再着急入党了，而且从世界观、人生观上影响了他一生，令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入党是要献身的，一定要有真诚、纯洁的目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为了信仰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思想准备。否则，即使入了党，在考验面前也是会露馅的。

　　在胡乔木身边

　　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为同“四人帮”斗争，他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由吴冷西、熊复、胡绳、于光远、邓力群等“笔杆子”组成的政治研究室。当时只有29岁的朱佳木经人推荐，被直接从部队调入这个研究室的理论组。他是当时政研室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后调入的一个，因为他进政研室没多长时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铺天盖地来了。政研室作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自然在劫难逃，被“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公开点名为“邓记谣言公司”和“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研究室内部也应运而生了几个“造反派”，夺取了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权。这是朱佳木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党内的高层政治斗争。

　　 “四人帮”被粉碎后，那几个“造反派”垮台了，大家根据朱佳木在运动中的表现，一致推选他为政研室新的党支部书记，并进入清查办公室，协助领导抓“揭批查”运动。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本来已决定撤销的政研室被保留了下来，胡乔木也因此恢复了工作。从那时起，组织上决定让朱佳木做胡乔木的秘书。1977年11月，中央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朱佳木随他前去赴任，直到1980年。

　　胡乔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文辞优美，是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家。他于1941年起给毛泽东主席做秘书，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辅佐邓小平工作，党中央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决定、决议都出自他的手，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朱佳木说，他经常参加乔木同志和各个研究所领导人的谈话，发现乔木同志对各门学科几乎都能即席发表一篇完整、系统、独到、深刻的意见，实在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如果不是自己的理论基础差，给乔木同志当秘书的那几年，真可以抵得上读博士研究生。不过，即便如此，这段经历仍然使朱佳木受益匪浅。

　　朱佳木回忆说：“我从乔木同志那里受益最大的，是他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那时，小平同志的一篇讲话或中央的一个文件交给乔木同志负责起草，一般总是由他先找一些同志来谈谈大体思路，然后由他们写出初稿，再交给他改。由于他的字写得很小，而且往往改动很大，使原稿被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所以送出之前，经常要由我抄写一遍。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时才决定让乔木同志负责主持修改的。他先讲了一个总的修改意见，然后让起草组按他的意见改了两稿。他接手后，又先后动笔改了6次。第一次，他从下午2点，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多，字又小，我整整抄了两个小时。他最后一次修改，是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因为全会闭幕是晚上10点，当天不可能再发表公报。第二天，他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1点半，他交给我抄写。由于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所以电台记者刘振英也跑到我房间来，我抄完一篇，他拿过去接着抄。晚6点，稿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过，终于使公报赶在新闻联播时间全文公布。当时乔木同志已是66岁的老人，他这种拼命工作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朱佳木回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新设立的简报组工作，每天要从地方和部门上报的大量情况报告中挑出重要的，经过核实后重新编写成不超过4页的简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使他得到了一次锤炼文字的机会。

　　　他说：“在乔木同志身边工作那几年，虽然由于自己基础差，在文字上、学问上进步不大，但离开乔木同志以后在文字上、学问上的长进，终究是在他那里潜移默化的结果。比如，乔木同志曾对我说过，写文章就像缝衣服，要把每块布连好，不留痕迹；写长文章，前后要照应，不能后面和前面打架。对这些话当时领会并不深，但后来感到自己写文章、改文章，无形中受到的正是这些话的指导。”

　　在陈云身边

　　1978年，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新设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那时，他的办公室里除一位行政秘书和一位机要秘书外，还有一位是主持办公室工作的秘书，俗称“大秘书”。这是一位老同志，年纪大，事情多，每天还要为陈云挑选送阅的文件，实在有些忙不过来。为此，陈云提出要找一个专门为他挑选文件的秘书。有关方面向他推荐了三个人，他圈定了朱佳木。上任不到半年，原来主持陈云办公室的那位秘书调走了，陈云便决定让朱佳木接替。朱佳木感到自己年纪轻、资历浅、经验少、水平低，难以胜任。陈云对他的顾虑一一加以“驳斥”，说“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我提出来的，我自己要带头。”就这样，朱佳木担负起了陈云办公室的负责工作，还兼任办公室的党支部书记。他说，那几年，是他一生中受益最大的时光，其中最大的受益，就是能够就近观察和学习陈云同志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

　　朱佳木说：陈云同志讲过，他在延安时，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的体会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伴随了陈云的一生，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同时，也是朱佳木感受最为深刻的。

　　 朱佳木给我们讲了几个故事：

　　 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篇关于要正确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给我打 电话，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去请示他，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彭德怀头上还戴着“反党集团”的帽子，而康生逝世后中央对他悼词还没有撤销，在那种情况下，能提出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称彭德怀为同志，而不称康生为同志？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从这件事上，很可以看出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

　　朱佳木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不久，正赶上召开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当时，党内外广大群众鉴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强烈要求对他们及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从重处理。但陈云同志把这件事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早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时，很多人主张对江青、张春桥判死刑。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陈云同志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次党内斗争，因此，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大家接受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决定对江、张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之后，又改为无期徒刑，稳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陈云同志还提出，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处理上有所区别，林彪集团的人大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战功，处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给予适当照顾。这个意见经中央研究同意，也得到了落实。但是，对于那些跟着两个反革命集团跑，和他们有牵连的人要不要判刑的问题，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上的分歧仍然比较大。很多同志认为，这些人为虎作伥，干了大量坏事，应当判刑；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对这些人要区别，其中触犯刑律的人应予判刑，而只是紧跟着跑的人，尽管错误严重，也不应追究法律责任，只要进行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就行了。陈云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亲笔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让朱佳木参与文字斟酌。他在书面意见中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若干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了，但从全局来说，仍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这些阴谋家、野心家要另行处理外，对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他的这个意见不仅是站在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产物，让朱佳木很受启发和教育。

　　1982年8月，黄克诚同志到陈云同志家里谈纪检工作，对当时社会上经济犯罪猖獗、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表达了忧虑的心情，提出把经济搞活是对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就好比一只鸟，总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起来，但又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同志听后感到他的这个比喻很有道理，就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时，用它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过了半个月，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讲到这个比喻，并对“笼子”的大小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如果没有这个‘笼子’，计划就要被冲垮。我们的‘笼子’——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也是经常要调整的。”又过了半个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上海代表团提出要派代表来看望陈云同志。由于那是一次需要作公开报道的活动，他让朱佳木准备一个谈话稿，并且交代要在谈话中再讲讲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朱佳木在稿子中有关部分，使用了他此前那两次谈话的内容。稿子送他审阅时，他在“‘笼子’大小要适当”一句后面，亲笔加上了“该多大就多大”6个字；在经济活动“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一句后面，亲笔加上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6个字。这些新的补充，使“笼子”的概念有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界定，更加符合了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也使朱佳木进一步理解了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

　　1984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事前，陈云同志说他在会上要作一个书面发言，并说了发言要点，让朱佳木先起个草。朱佳木照他的意思写好后送他审阅，其中涉及对对竞争中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怎么看的问题。朱佳木的原稿按照他前些日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是这么写的：对这些消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只要我们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克服的。他看后将“是可以克服的”这几个字，改为了“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他对朱佳木说，只要允许竞争，就会有消极现象。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利有弊，不竞争，产品花色品种和质量进步慢，会妨碍经济发展，弊病更大。我们的任务是要通过精神文明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要完全限制和克服它，因为那是做不到的。听了这些话，朱佳木不仅明白了应当如何全面看待竞争中消极现象的问题，而且懂得了如何防止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朱佳木记得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把他骂成“左王”。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朱佳木，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朱佳木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那时，社会上盛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把他划入“保守派”中。对此，他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朱佳木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陈云同志的思想有时不被人们所理解，朱佳木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通过自己总结的“十五字”方针，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往往当人们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他能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倾向时，他又开始注意新的倾向性问题了。因此，他的思想总要比别人更超前一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

　　朱佳木担任陈云同志办公室负责人后，有一天，陈云把他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比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那时朱佳木任务比较重，担心再增加读书和写心得笔记的任务，弄不好会耽误他的事情。他听了朱佳木的顾虑后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自从那次谈话后，朱佳木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和他一起组成读书小组，并拟了一个精读马列著作的学习计划，规定大家分头读书，每两周用一个晚上集中讨论一次。朱佳木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今后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

　　 那几年，陈云同志由于年岁大、身体又不太好，每年三四月份都要去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就在他同朱佳木作了关于学哲学的那次谈话之后，又提出让他利用他休息的时候，多到工厂去参观，并要朱佳木先从纺织工业看起，然后看炼钢，看机器制造，看造纸等，而且主要看它们的生产流程，看产品是怎样从原料一步步变过来的。朱佳木按照要求先后看了18个厂子，还同每个厂的领导进行了座谈。这些参观学习，使朱佳木获得了许多工业生产的感性知识，对于他理解马恩的哲学著作，进一步弄明白为什么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什么是从实际出发的“实际”，有很大帮助。

　　说到这里，朱佳木告诉我们：马恩的那几本著作在我上大学期间和参加工作后也读过，但那时没有多少社会实践，因此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得很肤浅。而这次回过头再读，由于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再加上有就近向陈云同志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处理问题的条件，收获自然比过去大得多。这时，刚好《陈云文选（1949-1956)》出版。由于朱佳木对他“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读过文选后，发现其中充满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和决定问题的事例，于是写了一篇读后感，题目就叫《用比较法作决策》。当我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后，这篇文章被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接替我工作的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看过文章后说，这篇文章抓住了一点他的东西。朱佳木说，这大概就是陈云同志常讲的，“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