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佳木在其近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披露的一则史料：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分为6个组，即东北组、华北 组、西北组、中南组、华东组和西南组。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这次会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在这个发言中陈云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问题等6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其中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关于康生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1982年，有关单位要把陈云这篇发言收入一本书中，提出要在彭德怀后面加上“同志”两字，康生后面的“同志” 两字去掉。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就此请示陈云怎么处理。陈云说，前一个“同志”不能加，后一个“同志”不能减，要保持当时的面貌，因为当时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后来就“同志”两字加减的问题又反复了几次，陈云都没有同意。只是在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时，他才勉强同意在彭德怀后面加了“同志”两字 (参看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72-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读罢这则史料，笔者深深赞同作者的评论：陈云同志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真精神，对于我们党实在是太可宝贵了。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党内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夸功掩过、弄虚作假的，确有人在，近年来我国回忆录出版热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就是例证。通过当代人写的回忆录了解当代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进而洞察历史的真相，是人们阅读相关回忆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高干回忆文体”成为史林一景，甚至借回忆录来美化自己，信口开河，虚构故事的不乏其人。

　　不论当事人撰写回忆录的动机何在，毫无疑问，真实是史料的生命所在。粉饰甚至杜撰历史是徒劳的，终究会被人们戳穿而成为笑柄。“文革”中“林彪的扁担”不就是如此吗？（1967年2月,新出版的小学课本《红小兵》将原来《朱德的扁担》一文，改为《林彪的扁担》） 归根到底，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如实记录涉及的人和事，特别对自己当时的言行，既不溢美，也不饰非，更不隐恶，应该成为包括回忆录在内的一切历史著述必须遵守的原则。

　　（作者为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