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胡允平，上海华东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76年2月至l979年2月任宋庆龄的保健医生。她在本文回忆了宋庆龄生命中最后几年在上海的日子里，她给宋庆龄担任保健医生的情况。

　　1960年3月，为充实保健医疗工作队伍，组织上把我从中山医院调至华东医院，主要是为领导干部做医疗保健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经去过宋庆龄家，记得那次是宋庆龄感到腹部不适，医院派我和黄育万(外科医生)两人一同到宋庆龄家里去给她看病，当时是隋学芳(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在宋庆龄寓所门口等着我们，因为宋庆龄的病并无大碍，经过诊治，很快就好了。

　　我真正开始给宋庆龄做保健医生是从l976年开始的。在领受这个任务之前，我们华东医院的院长王赞舜、书记李存仁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交代了要为宋庆龄在上海期间做医疗保健工作的任务，并一再说明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李书记还特别要求我要做到两点：一是不要问宋庆龄的年龄(一般来说，询问病人年龄是医生的职业要求)；二是宋庆龄对为她工作的同志一直非常关心，有时会送些礼物表示感谢。如果在日常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接受礼物，不必拒绝。

　　从1976年2月5日我第一次去宋庆龄家给她看病，到1979年2月22日最后一次去，前后大约有3年左右的时间。

　　为宋庆龄做日常医疗保健

　　1976年1月29日，我们华东医院王赞舜院长带着作为宋庆龄保健医生的我第一次走进宋庆龄的家(淮海中路1843号，现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次其实是把我介绍给宋庆龄。当我们走进宋庆龄家客厅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看到我们来了，她连忙起身，大家互致问候。王赞舜院长简单地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说道：

　　“胡医生工作很负责，很仔细的。”宋庆龄轻轻地点头示意。随后，我和北京的宋庆龄保健医生顾承敏大夫进行了交接。

　　2月5日，我作为宋庆龄的保健医生第一次给她看病。当时和我同去的护士是沈秋华，l978年12月以后就是盛学素。那天下午2点，华东医院派车把我们送到宋庆龄家门口，当我们到达她家的时候，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早已在门口等着我们。他领着我们穿过走廊、客厅、饭厅，来到饭厅左手边的一间小屋子，这就是以后我给宋庆龄看病的小诊疗室。诊疗室里对着门放着一张床，床旁边有一个小沙发，进去的时候两边有桌子和椅子。当我们走进这间小诊疗室的时候，宋庆龄已经躺在床上等着我们。

　　宋庆龄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上衣，下穿藏青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我一见到宋庆龄，立刻说：“首长好!”她也热情地与我们打了招呼。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我先是给她进行检查，接着给她治疗，紧接着针对她的情况开药。然后告诉她检查的结果，并将下次的诊疗打算告诉她。在这次治疗的间隙，宋庆龄还邀请我们到花园里散步，散步回来后，我又向她详细汇报了针对她的情况我们制定的医疗保健方案。

　　我们一般是一周去一次，宋庆龄非常客气，每次都会事先征询我们下一次就诊的时间。因宋庆龄上午一般要处理公务，而那时我也很忙，不是宋庆龄的专职医生，我还管着病房，所以大家约好，基本上都是下午去，一般在下午2点。每次去宋庆龄家的时候，我和护士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先换一件干净的衬衣，因为上午在医院查房要接触许多病人。通常我们都是在2点差5分左右到。宋庆龄也非常准时，每次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等着我们。

　　每次一开始都是进行例行的检查，首先问问她近来的身体情况，然后给她量血压、听心肺、摸肝脾，再接下来就是给她做治疗。宋庆龄的病症主要有三种：一是骨关节病，她的主诉是腰痛，由此影响到走路，她脊椎的骨骼有点增生和骨质疏松，膝关节有点软骨炎，并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老年病，我们主要采用了推拿、理疗和伤科正骨手法进行治疗。二是皮肤病，她虽然患有皮肤病，但是她的皮肤却很好，皮肤病很稳定，在上海期间并不是经常发。在治疗方法上，我们经常用一些进口的外用药。三是宋庆龄的左眼睑长了一个小囊肿。

　　我们常常是一边治疗一边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她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有时候我们会聊聊她的身体情况，诸如我问她吃饭、睡觉好吗，腰痛吗，关节疼吗，皮肤痒吗。宋庆龄常会给我介绍一些她在英文杂志上看到的有关医学内容。但是她不太谈她家里的事情，只有一次讲到她的妈妈，说她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叫她们学钢琴等，至于家里其他的人，她则从来不谈。治疗的间隙，宋庆龄有时还邀请我们去花园散步，看看花草，看看她喜爱的鸽子。

　　在每次治疗过程中，我会把宋庆龄一周要用的药物开好医嘱，由护士把这些药物按照早中晚的顺序依次排好，交给宋庆龄的保姆。宋庆龄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本子，她要求我把一周要注意的事项写在上面，以防忘记。她非常仔细地看过我写的医嘱，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问我一些关于医嘱上写到的问题。1997年我曾经去过上海宋庆龄故居，很想再看看这个本子，但是很可惜，没有看到。每次诊疗结束后，我们都看着她理好衣服，在楼梯口与她道别，目送她上楼，她经常在上楼走到半中腰的时候回头和我们招手示意再见，我们从不去楼上她的卧室里诊疗。

　　宋庆龄对我们很好。只要在上海，她在春节前都要请我们吃饭，而且想得非常细致周到，为了照顾我们与家人团聚，她从来不把吃饭时问定在除夕之夜，而是提前几天。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要我紧挨着坐在她的右手边。包括以后在北京也是这样。吃完饭后，她还请我们看电影。每年年底的时候，她都要寄一本挂历给我，以示新年祝贺，而且每次都要送给我一些礼物。过春节的时候，她还送给我们贺卡，都是她亲笔书写的，很珍贵。后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来征集宋庆龄亲笔书写的贺卡，我就将贺卡捐出，他们还发给我一个捐赠证书。

　　在我给她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宋庆龄基本上是春节前回上海，因为她始终觉得上海是她的家，北京是办公的地方。我有一个简单的记录：

　　1976年2月5日我第一次去她家，那一年宋庆龄住的时间很长，到ll月底才走；但是到了1977年春节前又回到上海，时间是l977年2月28日到5月19日；1978年宋庆龄没来上海，但是1979年来了，我是1979年1月3日去她家，最后一次给她看病是l979年2月22日，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去她家(以上时间均是我去宋庆龄家给她看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