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姚雪垠

一

　　在我还没见过姚雪垠先生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件跟姚雪垠先生关系重大的事情。

　　1975年，我被借调到首钢长篇小说创作组担任组长，集体创作一部反映首钢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深入生活和采访中，我得知“文革”前曾有一本《首钢厂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厂史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可“文革”中的首钢根本无处寻觅这本书，我想，只好求助中国青年出版社了。

　　我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找到我高中同学的父亲任景德的办公室，他从桌上拿起已经准备好的《首钢厂史》递给我。正说着话，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进来，告诉任景德他刚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毛主席同意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了，批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不知这消息确切不确切。

　　我随口插话：“确切，我见过那个影印件。”任景德问：“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我告诉他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最近人文社约我跟他们一起编辑一本钢铁工人创作的诗集《革命要钢我们炼》，所以我常去人文社。前天正讨论诗稿时，一个人给主持讨论的吕果老太太（这是当年习惯称呼，她当时任小说南方组组长）送来一个影印件，说是毛主席批准的一本书，得抓紧商量一下。我一听有毛主席批示，就挤过去看了看。好像是姚雪垠先生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他写好《李自成》第二卷两年了，没法出版，请毛主席帮忙。毛主席批示大意是：同意他出小说《李自成》。张春桥就把这个批示转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天吕果老太太看完还说了句：看来张春桥不知道《李自成》第一卷是中青社出的。

　　阙道隆转过身问我：“你能不能把批件借来看看？”

　　我说：“说不好，试试吧！一会儿我就去。”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吕果老太太的帮助下，我又见到了那个影印件，可人家已归档，不能借出。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复印机，我只好抄了一份带回中青社，交到任景德手里。

　　后来我才知道，两位领导就是凭着这个批件（当然不是我抄来的那个，而是正式查到的批件）开始了一系列的工作。因此，才有了《李自成》第二卷在中青社的出版，才有了“文革”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团中央系统率先恢复业务，才有了所有出版社人员从农场回到北京。应该说这一切都肇始于姚雪垠先生给最高领袖的那封信。我不知道中国文坛还有没有其他作家写过这样的信，但我由此知道了姚雪垠先生确实是一位身怀傲骨的作家。在“四人帮”横行、全国仅有“八个样板戏”的时代，敢于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出自己的书，真的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