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缘红楼　著作等身

　　时间到了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

　　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

　　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刚受冯雪峰力邀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

　　睹物思人,周汝昌感叹: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他曾有诗曰:“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这首诗是当年周汝昌在北海公园出席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宴会上与俞平伯最后一次晤面后所作。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又诗曰:“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