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讲“红”　风采冠群

　　自1974年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连续担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和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他曾对笔者说:“只要有3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多年来给周汝昌做助手并照顾其生活的小女儿周伦玲说,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亲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她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份陪同前往。父亲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其中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时间一再延长,成为特例。那天父亲是第一个发言人,讲演题目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他讲演即告结束时,主席特再延长20分钟,要他续讲,后来香港大学的何教授愿意匀出10分钟给他。这还不算,主席见离晚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要父亲再讲!会后晚餐时,很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太精彩了!”“耳福不浅!”

　　此外,周汝昌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红楼梦》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2008年,年逾90的周汝昌又被请上央视《百家讲坛》评点四大名著,他以独特的眼光指陈《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不近人情之处;理出《西游记》与《红楼梦》有多处相通之处,“两部书都在求真,都在写诚”。

对话“书圣”　情注文华

　　周汝昌这样向笔者吐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现在社会上看到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注本,从‘表’到‘注’都过于简单。可惜这项大主题,被这运动那运动、这任务那任务的给冲了,50篇中我都搞成了一半,可连同列的‘大表’,除其中一篇幸存发表外,其余手稿都找不见了。唉,半途而废呀!”

　　虽然限于目力身体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对笔者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遂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2002年3月20日,我国首次“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当今我国学术成就最高、年龄最大、跨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批学者,如张中行、季羡林、徐邦达、启功、任继愈、周汝昌等22人的书法作品集体亮相。此后,周汝昌又以《永字八法》为题,出版了两部书法专著。

　　与周汝昌书法共生共荣或说滋养其书法的,是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打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陆续问世。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函中,赞叹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然而,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笔者初识周汝昌那会儿看到的是,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至近3年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带有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作者系美术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