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雪峰一生业绩中，架起党和鲁迅之间联系的桥梁，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却是最令人瞩目也是最光彩照人的一项。这个亮点，无人可以企及，无人可以取代。
冯雪峰为何能够发挥如此独特的作用？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冯雪峰同鲁迅的关系十分亲密，得到鲁迅的充分信任。
冯雪峰以“湖畔”诗人登上新文学的舞台。1925至27年间，曾在北京听过鲁迅讲课。他尊奉鲁迅为导师。1928年，冯雪峰以“画室”笔名发表《革命与智识阶级》，批评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没有改变向来的小团体主义的精神。他为鲁迅辩护，说鲁迅认识革命比一般知识分子早，他从未诋谤过革命，在五四到五卅期间知识分子中，“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后经浙江一师时老同学柔石引见，冯雪峰与鲁迅相识。因合作编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而同鲁迅亲近。并迁入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为邻。冯雪峰是一个深受鲁迅教育培养又能影响鲁迅的青年。丁玲说他善于把党的希望变成鲁迅的行动。
二、冯雪峰是中共高级干部，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信任。
冯雪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低潮时期入党。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同瞿秋白、潘汉年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左翼文化战线的领导人。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他是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张闻天的得力助手。他深得党中央的信任。1933年8、9月，冯雪峰（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被指派协助宋庆龄做远东反战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这次大会由宋庆龄主持于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1933年12月，冯雪峰奉调到中央苏区，担任设在瑞金洋溪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教务主任。张闻天亲自兼任该校校长。瞿秋白到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就是冯雪峰向张闻天建议的。1934年1月，冯雪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月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冯雪峰参加长征，先在九军团工作。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占遵义后，中央成立干部团。冯雪峰与成仿吾、李一氓一起调任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担任政治教员的还有徐特立、董必武）。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冯雪峰是由罗迈（李维汉）、凯丰、张浩、刘晓等11人组成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之一。其任务是随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冯雪峰在吕梁山区干得很有声色，周恩来在1836年4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他。1936年4月奉派前往上海，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特派员。
三、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深知冯雪峰同鲁迅的亲密关系，鲁迅也深知冯雪峰在共产党内的重要地位。
应该看到，这三个条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一方面，随着独特的机缘而得到加深。最重要的事实是：1934年前后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从冯雪峰那里加深了对鲁迅及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了解；1936年在上海，鲁迅从冯雪峰那里加深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及其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另一方面，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增进。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左翼文化运动经历了三件大事。这就是：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的成立，文艺自由论辩和左联的转变，两个口号论争和左联解散后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在这三件大事中，冯雪峰在党和鲁迅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三次论争的中止，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纪念冯雪峰诞辰一百十周年之际，笔者拟对冯雪峰在左翼文化运动三件大事中架起党和鲁迅之间联系的桥梁，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作一概括和评论。
一、促使革命文学论争停歇和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及鲁迅名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发表。
1929年秋，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进行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领导人认为，创造社、太阳社抨击鲁迅是错误的，批评了主要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论争，同鲁迅搞好团结，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中宣部干事兼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交给冯雪峰一项重要任务：同鲁迅商谈成立左翼作家联盟之事。潘汉年指出：第一，中央认为，创造社、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一位老战士、老前辈，是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第二，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的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用不用“左翼”，也由先生决定。
冯雪峰在1929年10月的一天去鲁迅家中“做工作”。把党中央对鲁迅的敬重之意，对创造社、太阳社错误的批评等，告诉鲁迅；把中共中央文委拟成立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倡议向鲁迅报告，恳切地征求鲁迅的意见。在先，冯雪峰不仅批评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偏见，也多次在与鲁迅的交谈中说到先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不足看得过重，说明革命文学口号是基于群众的现实要求提出的，自有其社会基础。鲁迅听了冯雪峰转达的党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成立左联，并说“左联”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1930年2月16日下午，冯雪峰等“邀集在上海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开一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到会的有鲁迅、夏衍等12人。实际上，这是一次成立左联的筹备会。会议的召开和对两个题目讨论的结果，于17日即由冯雪峰撰写报道编发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上。报道宣告：“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在讨论会上已成立了这较广大的团体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也许不日就有左翼作家的组织出现”。（《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这期《萌芽月刊》出版的第二天，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举行了成立大会。鲁迅发表了简短讲话。会后三四天，冯雪峰凭记忆，结合鲁迅平时言谈，整理成文，交鲁迅审阅、修订，成为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1931年春，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青年作家的惨剧。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同鲁迅联手，于4月下旬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予以揭露和抨击。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专制，针对官办“文学”刊物“普罗文学没落了”的鼓噪，冯雪峰写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鲁迅以“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气概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鲁迅指出，“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在这时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表明他完全同党站在一起发出战叫。
二、促使“文艺自由论辩”停止和左联的转变以及鲁迅名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发表。
无庸讳言，左联在工作中是深受中共临时中央打击中间力量的左倾关门主义方针影响的。从1931年12月起，左联即发起了对“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批判。在1932年持续进行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错误地将标榜“创作自由”、“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同路人”看作敌人进行打击。针对左翼文艺批评家、文艺战线上党的“几个领导同志”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时任临时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于1932年11月3日在油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用歌特的化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严肃地批评了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歌特尖锐地指出，关门主义的第一种表现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不能有中间的即第三种文学；另一种表现是“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歌特明确提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骂倒这些文学家，实际就是抛弃文学界的革命统一战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爱护”他们，“鼓励与赞扬”他们的革命方面，指出他们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斗争”。
冯雪峰当时担任中央文委书记。立即诚恳接受批评，切实加以贯彻。他同瞿秋白商量，请秋白代笔写了《并非浪费的争论》（着重讲同胡秋原的争论）；自己动手写《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着重讲同苏汶的争论。此文着笔前与张闻天商量，写成后请张闻天审阅）。两篇文章分别以冯雪峰的笔名“洛扬”和“丹仁”同时在1933年1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公开承认“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说明“对于一般作家，我们要携手”，要纠正个别同志“指友为敌”的失误。在丹仁的文章中还对“歌特”文章的原则意见作了公开的、更为具体的阐述。不仅如此，冯雪峰还在1933年1月出版的文总的刊物《世界文化》上全文转载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转载时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吉明学的《歌特、科德及其它》，比较了转载与原文的异同，评述了删节情况，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换了一个同歌特发音相近的署名：科德。同时配发一篇自己写的《“第三种人”的问题》（署名洛扬）。
就在这时，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第4期（11月15日出版）发表了芸生（邱九如）意在讽刺胡秋原言论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诗中有对批判对象的辱骂，有无聊的攻击，还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正在贯彻落实歌特文章的冯雪峰，看到此诗后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立即去找编者周扬，说明他的看法，建议他在下一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周扬完全不同意，两人争吵起来。当天，他到瞿秋白那里谈论此事。瞿秋白同意冯雪峰的意见，认为应该公开纠正。晚上，冯雪峰又特为跑到鲁迅家里，冯雪峰回忆当时经过说：“同鲁迅谈，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好。’结果就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冯雪峰同鲁迅商谈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但告知党中央领导同志“歌特”反对关门主义文章的要义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是冯雪峰在党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而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关此事在1932年及其后左联纠正关门主义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影响，还应该说到以下几点：
其一，在此之前，冯雪峰已经根据张闻天的指示，派人通过私人关系和胡秋原接触，意欲通过胡秋原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此事发生后，冯雪峰又派人告诉胡秋原《文学月报》发表《汉奸的供状》对他辱骂和恐吓，不是“组织”的意思。中共领导已经下令左翼停止论战，示意他不要再同左联争论下去。
其二，经过前述冯雪峰、瞿秋白撰文传达贯彻党中央领导同志纠正关门主义的指示、上述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章发表和冯雪峰派人直接做胡秋原的工作，这次“文艺自由论辩”便趋于结束。苏汶编辑的《文艺自由论辩集》于1933年3月出版。鲁迅在1933年6月4日写的《又论“第三种人”》也说：“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味了。”
其三，左翼文艺运动真正实现了转变，在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蓬勃发展，取得了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其中一个突出的事实是，1932年底至1933年初，鲁迅等成为革新后的《申报·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发表大量杂感、评论，在向称保守的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建立了一块左翼的舆论阵地。反动刊物惊呼，左翼文化在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下有起色，守旧文化堡垒动摇。
三、促使两个口号论争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及鲁迅名文《答徐懋庸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表。
1936年4月，冯雪峰被党中央派往上海。张闻天夫人刘英对选派冯雪峰前往上海的背景、经过及其承担的任务等情况作过以下回忆和评论：
红军东征的胜利确实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的步伐加快了。上海不少社会名流也支持红军东征。尤其是接到宋庆龄、鲁迅、茅盾、覃振的来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高兴。东征途中，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本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可以付诸行动了。派谁去合适呢？闻天想到了冯雪峰。
30年代初闻天在上海临时中央当宣传部长的时候，雪峰就是他的助手。雪峰到我们家来，津津乐道的是鲁迅，他对鲁迅充满着崇敬。闻天觉得，此去上海，恢复组织，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鲁迅茅盾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恩来同志也认为雪峰合适。4月初，闻天和恩来已从河东回到瓦窑堡。冯雪峰同志是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在河东工作，即把他调回来，由恩来和闻天分别交代了任务。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还叮嘱他要谨慎小心，注意隐蔽。雪峰很精干，对上海的文化人熟悉，关系多。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后来又设好了秘密电台，和陕北通报。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工作，都觉得干得不错，对他是满意的。（《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
冯雪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回忆鲁迅》（首发于《新观察》半月刊，1952年出版单行本）中、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发表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也都对奉派前往上海的背景、经过及其承担的任务等情况作过忆述。只是对他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及其动因，大约因为事属高度机密而没有透露。
冯雪峰被派往上海，总的背景是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晋西会议精神，直接的动因之一是国共合作秘密接触的开始。所以，他的最重要的秘密使命是当时称为“外交”的同南京方面的联络。这从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中要他做南京方面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可见。毛泽东要冯雪峰：一、同国民党各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叮嘱他将“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二、负责联络同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代表，特别是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代表刘青山“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三、了解江浙财团代表人物虞洽卿、穆藕初等人物的动向并设法联络。
遵照张闻天的嘱咐，冯雪峰到上海后首先去找鲁迅。他向鲁迅介绍了关于苏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关于红军长征的、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许多事情，鲁迅从冯雪峰那里增进了对党和红军，对毛泽东，对新策略的了解，打消了曾经有的疑虑，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表示愿意“用笔”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兵”。并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声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中国人现在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总的口号”，要求“将一切斗争汇流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6月9日和10日的这两篇文章是先生口授、冯雪峰笔录而成的。
这时，左翼革命文学营垒内部分歧和矛盾相当严重，其主要表现在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对鲁迅的错误态度。冯雪峰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他先后派交通（周文）送过三个报告：一、5月28日，冯向洛、恩书面报告到上海一个多月了解的情况。二、6月中旬，冯致信中央，谈两广事变等。三、6月25日左右，冯从香港与潘汉年会面回到上海后派交通（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办事处转中央。主要内容：一是向中央请示斯诺要到陕北的问题；一是报告中央，潘汉年已回国，冯到香港同潘取得了联系，潘将到上海后去陕北。
党中央领导人收到冯雪峰的三封信后，乘前来陕北安塞参加讨论东北军工作会议的中共代表刘鼎即刻要返回南京、上海，于7月6日由张闻天、周恩来联名急就一封回信，要刘鼎带到上海面交“李兄”（即冯雪峰）。
在这封信中，张闻天、周恩来表示了对鲁迅（以及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对鲁迅给党中央领导人“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表示“我们大家都很感激”。（按：用鲁迅的稿费给党中央领导人送火腿等是冯雪峰出主意办的。）对鲁迅（以及茅盾）“为抗日救国的努力”，表示“我们都很钦佩”，要冯雪峰“转致我们的敬意”。信中还表示党对鲁迅的充分信任，说：“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要冯雪峰转告鲁迅：“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在鲁迅晚年，由党中央领导人这样径直地表示对鲁迅的感激、钦佩、信任和关切之情，以前还没有发现过。对于在病中备受同一阵线之内的人误解以至攻击的鲁迅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和鼓舞！
这封信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反倾向斗争的及时、正确的指导。张闻天、周恩来在信中指示冯雪峰：“同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指出“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就是在一些左倾刊物中也还是时常表现的”，望他“严密注意”。在这里，张闻天、周恩来信中对关门主义进行的严厉批评，说“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显然不仅是泛论，而且是同当时鲁迅的境遇联系起来思考得出的认识。因为鲁迅为之“发气”的“一些轻薄的议论”，以至对于鲁迅的“怀疑”，大多来自党内和左翼，而关门主义在那时的极端的表现，质言之，正是对赞成并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关门。读一读鲁迅在五六月间重病中写的那些书信和文章，说关门主义是一种罪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然，说“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是就其客观影响的严重性来说的。反对关门主义还是解决同一阵线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张闻天、周恩来信中对同关门主义作斗争的性质和方法说得很准确：“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
冯雪峰及时转达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对鲁迅、茅盾的深厚情谊，积极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
首先，冯雪峰协助鲁迅于8月3日至6日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当月出版的《作家》月刊。鲁迅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原文标着重号的文字本文引用用黑体标识，下同）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论争，鲁迅主张“这两个口号的并存”。而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鲁迅以为“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同时，冯雪峰以吕克玉的笔名于8月27日写就《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发表在《作家》月刊。文章尖锐批评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批评家的关门主义、文学理论问题上的机械的观点，以及他们态度和作风上的问题。文章要求，“批评家对于作家，应当保持着一种同志的亲爱的态度。”冯雪峰还重提1932年11月歌特文章，说：“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说过，我们对于作家应当爱护；他又说，‘马克思对于海涅，列宁对于高尔基的那种亲爱的态度，应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因此，我以为如有些人对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冯雪峰对党中央领导同志7月6日信的传达。其用意显然在提醒被批评者，吕克玉此文所讲并非个人意见。
此后，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两个口号”的论争得到遏制，促成了1936年10月1日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方面作家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同鲁迅的交流，他向党中央的汇报引发的张闻天、周恩来7月6日的信，对于鲁迅最后岁月的生活和战斗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鲁迅逝世前几个月精神上的快乐和开朗，他的乐观的信心和不时涌出的高昂的情绪，总之，鲁迅思想的升华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党对鲁迅的信任和敬重，鲁迅对党的了解和信心。而冯雪峰，在这历史大变动的年代，又一次在党和鲁迅之间出色地发挥了桥梁作用。
关于继续深入研究和查阅档案材料的问题
最后讲一讲继续深入研究冯雪峰同党与鲁迅关系这个课题的意义和必须解决查阅若干档案材料的问题。
意义：牵涉到党和鲁迅关系。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一些领导人（如周扬、冯雪峰）的是非功过问题。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方面的关系问题。冯雪峰的全面评价问题。
需要找的材料：
1、1936年4月24日冯雪峰到上海后，至6月底、7月初，先后给中央写的三封信。（张闻天、周恩来联名给李兄（冯雪峰到上海化名李允生）的信的开头：“前后来的三信，收到，快慰之至。”）
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写这三封信（报告）的时间、主要内容和传递方式，大致如下。
一、5月28日，冯向洛、恩书面报告到上海一个多月了解的情况。
报告中说：“鲁茅表现均十分好，鲁尤奋激，但对文委大大不满”。据说有同志极为偏激地“指鲁迅为汉奸”。
《张闻天传》第192页，据史纪辛：《再谈鲁迅与共产党关系的一则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第25页，《冯雪峰外调材料》（上）：“36年4月底我到上海后，记得我第一次写报告给中央是在5月底（或6月初），即在我送李杜到巴黎去之后和我到香港去同潘汉年取联系之前。……很有可能我第一次派交通（周文）到西安去，就是叫他到西安去找那个禁烟委员（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我约好的最初的联络处），再由他转给在东北军中的我们的联络员或当时在西安已成立的我们的联络站的。”
二、6月中旬，冯致信中央，谈两广事变等。
根据：1936年7月6日洛恩致李兄信中有言：“在你的来信中关于西南问题曾说到‘反对在抗日名义之下发动内战’的意见。”
三、6月25日左右，冯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派交通（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办事处转中央。主要内容为两件事：1、向中央请示斯诺要到陕北的问题。2、报告中央，潘汉年已回国，冯到香港，同潘取得了联系，潘将到上海后去陕北。
根据：《冯雪峰外调材料》（上），《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第25页。
《冯雪峰外调材料》（下），《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第37页。
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六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六月二十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 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回忆潘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结果：刘鼎到上海送信（7月6日洛恩联名致李兄信。信中有言：“因为刘兄即刻要走，简单写了一点。一切具体问题由刘兄转达。”），同冯雪峰在鲁迅家楼下见面，“带来中央指示，叫潘汉年马上到中央去，又叫我送史诺进去。”
此信也可能写于6月29日或6月下旬的某一天。
据《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1936年7月11日记载；以洛甫署名签发中央书记处致王明电，通报中央若干情况。其中说：“据冯雪峰六月二十九日由上海来信说小开已到香港，先派胡愈之到上海看情形，说你们有关于战略问题要他面告中央等语。”[见该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考证：按此信所说内容，是胡愈之来上海后而冯雪峰尚未去香港之前。年谱所录冯雪峰来信时间为6月29日，似有误。6月25日左右冯雪峰从香港回来如确定，则此处所谓6月29日应在冯雪峰赴香港前的某一天。总之，7月11日中央书记处致王明电报中说到的冯雪峰6月29日信在前，外调材料说到的6月25日从香港回上海后写信讲两件事在后。
2、193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写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一是给上海党组织的，由博古写；一是给冯雪峰的，由洛甫写。信的内容是传达1936年7月26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讨论的精神，从会议记录大致可知。
3、按毛泽东要求，冯雪峰给中央写的情报：有关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情况，各地方实力派的的情况、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情况，等等。
说明：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程中原研究员在2013年6月2日在上海冯雪峰诞辰一百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全文。6月3日《东方早报》在会议综合报道中摘要发表。
东方早报：冯雪峰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在沪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