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时，最醒目的特征就是阶层分化。 “阶层 ”是一个极具结构性意蕴的概念。这种结构性，一方面体现于阶层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和分化，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资源、权力、生活形态、意识结构；另一方面，更体现于阶层之间在结构上的互依性，结构功能上要求他们必须在同一场域内共存，彼此存在的前身可能恰是对方，因此彼此的关系是无可逃避的。这种分化与互依并存的辩证关系，源于这种关系不是个体性的交往关系，甚至也不是群体间的互动关系，而是社会结构位置间内在的关系，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必然要受制于结构位置的内在逻辑。也正是这种既独立分化又互依共存的辩证关系，使得阶层之间的冲突矛盾远远不同于其他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它更具长期性和持续性，对于社会形态的形塑也更具决定性意义。
阶层意识的变迁，正是这种结构性关系的体现。阶层关系的互动过程、阶层位置间的流动过程，都是饱含了意图和意向的过程。这种意图和意向与社会认知、自我认知、伦理认知、群体归属认知息息相关。人们在不断地对于自己的经历进行着反思和总结，从而构建出对于社会和自我的认知。在阶层意识的构建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同样会有两个侧面：一方面不同阶层的意识会因身处不同的生产关系位置、不同的生活经历领域而产生分殊；但另一方面不同阶层的意识也会因同处一个社会共同体当中而有共通之处，或者毋宁说，社会整合的需求迫使我们要构建起共同文化或共同意识来。
一、阶层意识的分殊
阶层意识的锻造，不仅仅基于个体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体验（是否占有生产资源、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而且还受到生活机会体验的影响（向上流动的机会、代际流动的可能、发展机会的有无），还受到社会关系体验的影响（社会交往的形态、声望荣誉的获取、意义的肯定等）。此外，某些关键性的制度设置（如教育）对阶层意识的形塑也起重要的作用。
1. 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 “红 ”与 “专 ”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 “红 ”、 “专 ”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 “总体性精英 ”。在所谓的 “总体性精英 ”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 “不拉空现象 ”，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 “总体精英 ”；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 ——教育，正在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为社会的优势位置 “筛选 ”出相应人选；二是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提供相应合适、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称前一种功能是 “作为竞争场的教育 ”，后一种功能是 “作为制衡器的教育 ”。然而，多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认为，近三十年来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减少了。
2. 工人内部的分殊：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
如果说精英与非精英的意识分殊，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机会；那么另一些阶层意识分殊，则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机会，但却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在这一方面，中国工人阶层的意识分化具有典型性。英国学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并不完全由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也受到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境、社区生活、交往网络乃至社会潮流的影响。
借用洛克伍德对工人的 “传统无产阶级 ”、 “顺从的保守主义者 ”、 “私人化的工具主义者 ”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形象。传统的国企工人在大工厂的产业社区里居住，他们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网络、休闲生活与工作关系高度重叠，师徒关系和工友关系带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团结。乡镇企业工人则往往在共同体内部的企业中工作，劳动关系中夹杂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关系，生活范围中充斥着明确的地位系统和声望等级，因此他们往往顺从既定的秩序，认同共同体中既定的权威。在以家庭流动为特征的农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厂的产业社区，也不是充满了人情关系的共同体，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关系与行动模式的基点也往往在此。而在 “富士康 ”的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中，社会关系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抽离出来。
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造就了不同的 “社会观 ”视野。传统的国企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主人翁意识、社会力量感，使得他们的 “权力 ”感知甚为强烈，他们看社会也往往从权力出发。乡镇企业的工人则更重视共同体社会内部关系中的 “地位声望 ”，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点；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看社会的窗口可能是 “收入与机会 ”。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对于不同工人的经济、社会境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的精神视野的研究仍然较少，然而此类研究甚为重要。在工人阶层的承担者发生剧变的当下，传统的国企工人充满自豪感、社区生活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经日益褪色；对于大量 “新生代农民工 ”的调查证实着个体化趋势在这个群体中的日益显现，但是新型的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阶层内部的意识分殊，可能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图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述分殊是与中国特殊的制度情境密不可分的。农民工背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教育与就业市场分割，中国 NGO和公民社会因素的逐渐萌芽，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与社会观是无法用刻板的类型化描述去框架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怎么看工人阶级的，也要看工人阶级同时在怎么看待社会整体的，他的社会观的出发基点和视野是什么样的，什么在影响着这种社会观的基点和视野的变化。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场景从乡土社会转入到了城市社会。在他们的社会观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建构的 “人人只要努力皆可成功 ”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却是对于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相互边界的自我建构。前者构成了他的抱负框架，后者却在不断限定着他的途径选择。他们处理上述两者矛盾冲突的方式又往往是个体性的，这又与其个体性意识的萌生有着密切关系。上述关系往往成为我们理解他们行为的关键所在。
二、阶层意识的共通
中国前 30年间，阶层意识的主调可谓是分殊，但是不同阶层毕竟共处同一社会当中。作为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员，他们的阶层意识当中亦有共通之处。只是这种共通之处，若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建设时，往往呈现出负面结果，即下文所谓主观地位感的 “向下偏移 ”。面对分殊的阶层意识，社会整合的需求挑战要求我们以 “公平权 ”的平等与阶层间的不平等相制约，在分殊的阶层意识基础上打造出共同文化和共同意识。
1. 负面的共通：主观地位感的 “向下偏移 ”
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有 “向下偏移 ”的特点，而且纵向来看也呈现出不断 “向下偏移 ”的态势。卢汉龙在 1991年的上海调查中，自我认同属于 “下层 ”的比例在 10%以下；而刘欣在 1996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 12%~14%之间； 2002年 “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 ”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约为 14.6%； 2003年 CGSS调查和 2006年 “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 ”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 28.3%和 24.5%。冯仕政通过对于 “中国综合调查数据 ”的分析，发现地位层级认同自认为属于 “下层 ”或 “中下层 ”的比例不仅出奇的高，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从 2003年到 2006年间增加了至少 10个百分点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层级认同的 “向下偏移 ”不只局限于某个收入层级当中，甚至也不只局限于某个阶层当中，而是普遍性的。虽然上级阶层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其地位认同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人们传统上普遍使用 “相对剥夺论 ”来解释地位层级认同的下降，但是地位层级认同下降的 “普遍性 ”使得上述解释失效。我们认为，这与中国转型期变迁社会的独特性有关，应当用 “整体影响论 ”替代传统的 “相对剥夺论 ”观点。 “地位层级认同 ”会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精神的影响。个人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受到自己客观地位要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影响，取决于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虽然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的阐释却往往基于一套共享观念之上，这些共享观念往往又与社会运行方式和机制紧密相连。这种整体性影响不依赖于个体拥有的客观地位要素而发生作用，无论是哪个社会群体都会受到这种影响。同样的收入分布结构，如果对于收入形成机制的体验和阐释是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心态就会不同，由此影响到个体的地位层级认同也会改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地位层级认同具有一种较稳定的选择倾向（如更倾向于选择中层），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正在发生改变，民众对于社会思潮和心态的感知也在改变时，地位层级认同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评判。
2. 正面的共通：公民权的成长前景
公民权的平等，应当也可以与社会阶级体系的不平等相容，这是 T·H·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尽管在商品和服务上不可能达到平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绅士 ”；都可以 “学会重视教育与休闲 ”，都可以作为社会的完全成员 “有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 ”，有 “作为一个文明人按照社会中通行标准而生活的权利 ”。马歇尔认定，这种公民权的平等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能的，而且存在着切实的社会动力。以英国历史为例，在这种社会动力作用下，公民权相继从公民的、政治的、社会三个层面从上层阶级中扩展到下层阶级中，其结果不仅仅是缩小了两极差距，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不同阶级的 “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 ”，从而起到了稳固社会的作用。
孙立平先生在面对 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演变时，忧心忡忡地提出了 “断裂 ”的隐喻。断裂的可能，正来自面对市场竞争必然带来的阶级体系分化、不平等加剧时，在社会制度设置方面不仅缺少必要的平衡与消解机制，甚至可能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同阶级在意识上的断裂与其生存境遇上的悬殊同样令人触目。乡村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上也开始荒芜和边缘化，原本的活力日渐萎缩。农民工不仅仅生活处境堪忧，其在权利层面、文化层面上也得不到尊重。然而，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现代传媒的方便快捷，又使得种种断裂的阶层意识不可能 “隔绝 ”，而是天天都在碰撞。孙先生提及过一个例子：农民工每天看的电视，和自身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样的断裂情境之下，我们何来马歇尔看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 “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 ”？因此， “断裂 ”问题固然有其经济结构及至社会结构根源，但是公民权的现实缺失使得各阶层缺失共同生活经验，缺失共享观念，也未尝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马歇尔认定公民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扩展在英国是有 “切实的社会动力 ”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这种社会动力何在，但应该是与英国的个人权利传统有关的。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扩展自有不同的路径，自有不同的社会动力。在当下中国，这种切实的社会动力何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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