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草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
(一)大一统传统国家的精英与“草根”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所奉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通过所谓社会精英对整个国家进行动员、控制和管理。起初精英多出自世家大族；确立科举制后，主要是经过考试与选拔而崭露头角的士子文人。地方士绅、长老作为地方精英，历来都为国家政权所器重，构成历代王朝对基层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在王朝初创时，起自下层社会的袅雄豪杰，本属“草根”，但他们是新王朝建立的有功之臣，便上升成为新王朝社会精英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其中坚力量。但王朝一旦确立与巩固以后，它所依赖的精英，一般便不再由下而上自发产生，而改由自上而下选拔。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拔，无论是两汉时实行的“察举”，还是隋唐后实行的科举制，被选拔出来的精英们必然眼睛主要向上，而不是向下。
他们只注重层层对上负责，而几乎完全不必对下负责。《尚书·五子之歌》早就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泰族训》诊释说：“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泽本固，基美则上宁。”被选拔出来的精英们，虽被要求承认民众犹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但他们从出身人仕，以及人仕以后的选拔、升迁、考课，乃至最后致仕，并不决定于处于草根地位的广大下民，他们的命运直接掌握在中央主持人事的吏部和地方各级上官的手中。因此，精英们在王朝初创时，以及王朝政治较为清明时，尚能较多关注下层的“草根”，但往后与下层的草根社会经常互相脱节，甚至完全对立。结果，下层草根社会只能通过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这样一些群众性的激烈行动表达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
(二)近代以来精英与“草根”的转型
20世纪之初，中国已崛起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他们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接受了新式教育，对世界有较多的了解，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感受特别痛切。他们关注下层草根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对通过建立共和使人民享有民主与自由权利多充满期待。在自上而下进行有序的改革失败后，为发动民众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些精英中一部分将目光转向“草根”大众。1901年，《国民报》第2期上《说国民》一文，便强调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说：
“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吾则谓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他们意识到，国家的振兴，有赖于下层民众取得身体自由的权利，参与国政的权利，能够负起责任，拥有自由的精神，人人平等，人人独立，成为现代真正的国民：“中国而有国民也，贝lJ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踌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文章为此大声疾呼：“故今日者，愿吾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协力，以求为中国之国民，并以播国民之种子。”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3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夫二十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命运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非可以侥幸以图苟免。……吾愿国民自今以后，同自协力，矢沉舟破釜之忱，以尽国民之天职。我有法律，可自守之……我有教育，我自兴之……我有土地，我自守之……我有实业，我自理之……我有军备，我自整之……使我国民自由独立之国旗，高扬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
他们倡导草根主义，并非不要精英，但认定精英应来自民众，代表民众，并深人到民众中去，将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
而邹寸新兴精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倾向草根主义。他们强调，民权非能骤然发生，它的产生与成熟都离不开精英们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便说：今中国国民程度过于幼稚，“非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之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弹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如果强行实行民权，结果将会如何呢？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就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社会革命”写道：“公等，··…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扇之，其必无成而徒茶毒一方，固无论也。即充公等之所望，成矣，取中央政府而代之矣，而其结果……最初握权者为无资产之下等社会，而此后反动复反动……其最后能出一伟大之专制君主耶，则人民虽不得自由，而秩序犹可以恢复，国犹可以不亡，若无其人耶，则国遂永坠九渊矣。”漠视下层“草根”，拒绝与草根社会相结合，这应当是这类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往往只能成为配角而成不了主角的一个根本原因。梁启超等人的忧虑也不是全无根据，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重视近代以来中国下层社会的“草根”们其实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梁启超等人眼中的“痞子”或所谓“无资产之下等社会”，无论这些人是向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还是反对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他们都已和现代文明连结在一起，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草根”。他们对于社会大变革立场的向背，不仅最终决定着这场变革能否成功，而且直接关联着这场变革将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无资产之下等社会”的崛起和他们在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绝非无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性课题。
早已强烈意识到必须正视“草根”、发动“草根”使“草根”为我所用的孙中山，针对梁启超等人的忧虑，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之说，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递进说，希望运用这样一些方法、通过这样一些步骤，将新兴精英和广大“草根”较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一旦面临如何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最广大的民众发动起来这一实际问题时，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都不得不承认和依赖草根主义自身的高扬，不得不尊重草根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国国民党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都是先行组织起精英队伍，同时努力了解“草根”的实际需求，尽量满足“草根”的现实利益，通过草根主义的高扬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当然，两个党所选择和所依靠的精英，彼此有着极大差异。而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多久，为迁就旧有的那些社会精英，竟放弃了草根主义，渐渐远离了下层草根民众，这终于使它一步步走向失败。如何在大一统国家建设中既依靠广大社会精英，又赢得广大下层草根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并将精英的主导作用与广大“草根”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结合起来，这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中最能检测和考验人们智慧与能力的一个历史性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能否坚持使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成果首先惠及广大“草根”，而不是由精英们一手垄断。
八、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王朝体系的艰难终结
辛亥革命结束了旧的王朝，结束了已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王朝体系。王朝体系的“家天下”即“父传子”为“公天下”所取代，它在形式上确实是打破了，但在这一体系中曾一直有效运行过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就此完全丧失其影响力。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并非空穴来风，而应当是深刻的洞见。因为这些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大程度上事实上仍然影响着甚至一度继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
贯穿于王朝体系运行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其一，等级行政权力继续保持着对于全社会的支配地位。这种等级权力对于全社会的支配，本来就是适应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是适应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平相处的需要而确立的，它是大一统国家得以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直至1949年，中国90%仍停留于古代，这正是等级权力支配地位得以保持的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其二，王朝体系由以构成的三大支柱是：领袖的最高权威及其所统帅的负责实际运作的庞大官僚机构；高度的中央集权与有限的地方分权；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和诸民族共生共存(多民族国家)。这三者，在20世纪的中国都仍在延续，而且因为紧急应对内忧外患的需要，一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其三，由于王朝体系的存在，必然会产生的各种矛盾在20世纪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依然存在：由于等级权力系自上而下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产生，权力无法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全方位的监督和约束，便难以防止它们演变成为无限权力、全能权力。而其结果，就必然是大大激化围绕权力和利益的占有与再分配所而展开的争斗，在君与相之间，臣与臣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当权者与接班人之间，爆发各种或明或暗剧烈的冲突。甚至还会产生后宫干政、大内总管干政等等固有的弊端。权力的万能，又必然会导致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权力掌控者消费欲望的无节制增长，贪污腐败由此必然会迅速而普遍地蔓延，这就必然会极大地激化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同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国家政权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政权中又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大一统国家体系的主要架构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可以继续统领广大尚未走出古代的广大农民，而且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它继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中国传统的的王朝体系，就其获得成功的本质而言，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专业精英治国体系。专业精英的培育、选拔、任用、考核，都早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制度。这些制度，为吸取民众中的精英进人国家体系、参与国家管理、扩大国家统治基础打开了虽不很大却非常重要的一扇门，但它同时又经常堵塞了最大多数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管理的通道，这就使它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会格格不入。
旧王朝体系下的专业精英，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之所以被选拔，和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是依靠实践中的历练，靠以史为鉴以及对于富有经验的吏的依赖。他们的升迁，很大程度上凭借所谓政绩和同上级的各种关系。这些精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容易形成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极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争夺而无法自拔。这就使他们在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同时，与国家总战略、总利益及广大民众发生尖锐的冲突，从而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百年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系延续与再造的历史过程表明，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旧的王朝体系，但要使旧的王朝体系在中国真正终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真正终结原先的王朝体系，需要确立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绝对支配地位，需要建立发达的成熟的现代统一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需要确保广大人民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利，需要人民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及再分配有充分的主导权、监督权和制约权，这当然首先需要每个人的自主自立。但这显然远远不够，要确立这一基础，除去观念的深刻改变外，更有待于制度上的及程序上的周密设计与切实的实践。
大一统国家体系和现代民主的有机结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应当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真正重建个人所有制，谋求真正做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不是以往小生产基础上的家庭或家族所有制，更不是个人、家庭、家族垄断资源、垄断信息、垄断财富的特权所有制。马克思所预言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乃是一种与每个人的个人生命相终始的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仅要重建物质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而且要重建精神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这就是确保人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而其前提，则是每个人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传承知识、发抒情感、磨炼意志的同等权利。
这种个人所有制的建立，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设计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用什么方法保障每个人，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无权无势的广大“草根”，能够实实在在地享有同等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百年来的实践表明，既能充分发挥大一统国家体制的优势，又能充分保证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应有权利，所花成本最小、而所获效益最大一个做法，其一，建立普遍的、发达的、成熟的公众社会、公民社会，这就是通过工人、农民、企业家、青年、妇女乃至新闻、出版等等社会组织的独立运行及它们对权力运作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权力真正成为有限的权力，从而做到使每个人意愿的表达和应有权利的维护都得到真正的保障；其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联系选民制度，可以从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专门办公室、有必要的经费保证，以经常联系本选区的选民做起，让他们真正密切联系选民、关心选民，了解他们的要求，接受他们的监督，名副其实地对选民负责；其三，在选择各级领导干部时，尽可能将上级对他们的监督、对下级自上而下的考察、培养、选拔，与人民代表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保障国家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强有力的领导，又能使对于各级权力掌控者自下而上有效的的制约、制衡、批评、监督，分步有序地向前推进。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建立起切实可行而又方便的制度，消除社会精英与广大草根民众之间的鸿沟，使大一统国家体系能够长久健康高效持续地运行。
责任编辑：春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