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两年多了。

　　两年间，经历过无数个难忘的时刻：曾经，我们彻夜守候在电视机旁，焦急等待着来自灾区的每一条消息；曾经，我们秉烛而泣，为逝者哀思，为生者祈福；曾经，我们加入到募捐抑或是捐者的行列，为受灾的同胞奉献爱心；当血浆告急的消息传来，未名湖畔的学子们纷纷挽起衣袖，在采血车前排起了长队……汶川，寄托了燕园太多的牵挂，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北大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终于，在两年后的暑假，我们16名师生踏上了前往汶川的征程。

　　我们这支队伍里，有2名教授、6名博士研究生和8名硕士研究生。出发前，大家详细了解了汶川的自然、人文和社会情况，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灾难影响与灾后重建的文献资料，并融汇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设计了包括36项选题的调查问卷和12个专题的访谈提纲。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调查，理清重大灾难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提出灾后重建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及实现路径。

　　感受汶川

　　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盘旋，座位上的我们被不停地抛起，又重重地摔下。面对窄道旁的万丈悬崖，几个恐高的同学死死地抓住旁边的扶手，额头沁出了密密的汗珠。许多地方是无法搭车的。望山跑死马，一些明明看来不远的地方，走起来却往往需要好半天。翻山、越岭、涉水、穿谷，衣服被山间的灌木划出了口子，腿脚也肿得老高，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按照分类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我们抽取了威州、映秀、水磨、绵虒、克枯等5个乡镇的16个村（社区）进行调查，并深入到汶川县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医院等进行访谈或座谈。为了对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进行比较，我们还走访了北川县的新、老县城以及山东省对口支援北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前线工作组，累计完成深度访谈150个，回收有效问卷1158份。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远不止山河破碎，建筑崩塌。

　　1.心理创伤尚未抚平

　　地震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当地百姓的恐惧依旧存在。不少人反映常常会不安、抑郁、失眠，即使有轻微的动静都会表现出很大的反应，还有一些人“恐惧黑暗，害怕独处”。尤其是儿童，内心更脆弱、敏感。特殊教育班级的孩子在震后普遍表现出对学校和老师特别的依赖，有的甚至抵触与父母回家。我们利用修正过的抑郁量表对汶川县居民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该地居民的得分均值为0.56，属于轻度抑郁状态。

　  2.安全成为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我们列出了9个选项，对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结果高达33.1%的被访者选择了“生活环境的安全”。其他依次是“以后靠什么生活”、“分配房屋和土地”、“上学”、“救灾物资发放”、“征地拆迁”、“保护民族文化”、“看病”和“其他”。

　　3.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两极化倾向

　　经历了生死之劫，汶川百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被重新定位，出现了两极化趋势：

　　地震增强了许多人的责任感。威州镇茅岭村曾是闻名一方的“光棍村”，村里一些人因为爱“耍”而不愿意结婚。震后两年以来，该村许多年轻人相继登记结婚，他们认为“应该承担起更多家庭的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在地震中深切体会到百姓的信任，在抗震救灾和重建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震后第一时间，驻村干部刘晓林和其他党员组织群众有序逃生，并协助途经此处的河南新乡旅游团顺利脱险。尽管他自己也受了伤，但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备受鼓舞：“能在老百姓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体会到了党员干部的价值。”

　　劫后余生，也有部分人倾向于追求个人价值。地震让这些人感慨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滋生了“及时行乐”的心理。不少人说：“地震之前总是舍不得花钱，但是地震之后觉得不能亏待自己。”这种心态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汶川一小、二小的两位校长和多位教师都表示：“现在的家长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孩子的成绩和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