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与宗教学

　　编者的话

　　在任继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任继愈宗教论集》由他的同事、学生、助手及亲友整理出版了。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中华大藏经》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追思任继愈先生——《任继愈宗教论集》出版座谈会”。任继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宗教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了缅怀任继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领域的独特贡献，我们组织编辑了这个专版，向广大读者介绍任继愈先生在一般宗教理论、科学无神论以及佛教、儒教、道教等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展现其在宗教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和主要理论建树。

　　我国宗教学的研究，在任继愈先生之前就已经开展。比如梁启超和任继愈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对于中国宗教学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任继愈先生在宗教学方面的贡献，首先就是他那几篇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凤毛麟角”的研究佛教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问题，开辟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任继愈先生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用历史说明宗教

　　依照任继愈先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用历史说明宗教”。马克思曾经讲过，宗教本身没有自己的历史。宗教的历史依附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体现。从这个原则出发，可以弄清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长期搅绕不清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1959年接见任继愈先生时说：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您讲清楚了。那么，梁启超没讲清的是哪些问题？任继愈先生又是如何讲清楚了呢？

　　比如，佛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诸法无我”，是所谓“三法印”之一。梁启超信仰佛教的“无我”论，认为“无我”论可以给人以积极意志。然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许多人批评“无我”论，认为这恰恰是使人消极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难以自圆其说。再比如，梁启超考证《楞严经》是伪经。然而，这部伪经流传甚广。此外还有《法华经》、《维摩经》等，也在中国广泛流传。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经的译文优美。可是，玄奘的译文几乎可以说是译文中最优美的，但法相宗却很快衰落。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也说不清楚，或者说，说不正确。如果要进一步追问，那些根本不在三次结集之内、释迦牟尼去世数百年以后才出现的大乘经典，其“非佛语”的性质非常明显，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呢？

　　梁启超二十几岁时就和康有为一起鼓吹变法，康梁并称，不仅名动中国，而且名扬海外，是少有的不世之才。在佛教问题上，梁启超所缺乏的不是才能，而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依据用历史说明宗教的立场，任继愈先生指出，佛教从它的产生到派别的分化，从小乘发展为大乘，都不是佛教教义自身在发展，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在推动着佛教教义的发展。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而南亚一带却主要是小乘佛教。至于藏传佛教，则又是一种面貌。这些演变，都不能从佛教教义本身找到答案，而只能求助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条件。因此，不是佛教观念改变了印度或中国的历史，而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推动了佛教观念的诞生和传播、演变和发展。载入佛教丛书“大藏经”的佛经连同它的注本近三千部，但真正流行的只是很少几部。这也只能用它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解释。

　　用历史说明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任继愈先生自觉而准确地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宗教学研究，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