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什么？在信仰者、学者、社会管理者的理解中存在较大的差异。诸种理解可以分为“心中的”宗教和“行动的”宗教、“文本的”宗教和“实践中的”宗教。相应地，谈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自然也会见仁见智。

　　在社会系统的框架中，宗教被赋予文化事业、旅游事业、经济资源、伦理指导、外交策略、安全战略等多种角色，宗教是处于与其他社会文化形式高度相关的关系之中的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这些关系是动态的。不同主体对宗教的理解，常常被社会发展事业中的各种要素所推动、影响。我们的讨论，我们的所见所感，并不仅仅是书本中的经典定义，更是行动中的定义。由此造成“应然”与“实然”的研究张力，即我们应该从教义、理论上理解，还是从实践的人出发来理解宗教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试图考量宗教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位置。

　　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与多元文化的共融

　　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转型及变迁进程的加快，加上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正经历着重大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日益显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宗教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甚至对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尽管在我国，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更多地解读为对传统文化的保留、保护，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特别强调的是“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和共处”。在这个意义上，多元问题不仅仅是传统，更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

　　2002年，广西壮族布洛陀信仰开始复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在《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中总结道：“布洛陀信仰的复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重构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传统的复苏、民众的需要和时代的特点。”随着布洛陀文化的兴盛，学者们对之进行了更深入、更体系化的表述。如梁庭望先生将布洛陀文化称为壮民族价值观的摇篮，他指出：“分析当今壮族文化的价值体系，不难看出，其价值取向与布洛陀文化‘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岑贤安先生在《壮族麽教信仰探析》一文中则根据麽教经文将布洛陀归纳为无所不能的大神：地界的主宰神、万能的创造神、壮族人的文化始祖神、无所不知的智慧神、至善的道德神。在学者们的这些归纳中，围绕布洛陀为首的群神体系是一个覆盖自然、人文、社会的意义解释系统、秩序安排系统和物质生产生活系统。

　　在社会批判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布洛陀这一信仰体系曾一度销声匿迹。今天布洛陀文化由衰至盛的现象，并不是民间信仰的魅力本身能够解释的。除了一些学者提到的政府、民间、学者的文化“共谋”之外，它能够兴盛的原因应该来源于社会提供的“异化场景”，即“社会结构（因果—功能）方面的整合形式与存在于文化结构（逻辑—意义）方面的整合形式之间的断裂”（《文化的解释》，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需要启动新的文化形式整合社会，形成群体凝聚力。壮族的宗教信仰重构正是建立在弘扬一个整体性的民族身份的意图之上的，体现为整个壮民族与一个始祖神的关系。

　　相对于具有比较强的全民族整体性特征的信仰重建，在云南，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多元文化共融的图景。在那里，民族宗教信仰的现象似乎与广西重建宗教文化的状况相反——宗教的复兴、宗教的选择常常不是一个群体以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民间信仰予以重构，而是多个群体抑或个体的多样选择或自我追求。在那个多民族杂居、多宗教并存的典型性地区，以地域而不仅仅是以民族身份区分着人们所追求的文化生活。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化与民间的共同生产、生活奠定了云南多元文化共存格局的基础，形成了云南宗教文化多元的特色。在文化冲突与调适的问题上，文化主体间的密切程度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密切的社会交往促进了相互间的理解与宽容。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现代社会，多元宗教文化在与民族的多元性相契合的时候，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各自的历史传统、信仰主体的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生存环境等多个因素的作用下，仍然保持着不同的特点。其中，是整体民族性格与宗教的关系，还是地域文化的影响更加重要？如何将地域特色与民族特性两个向度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题目不应该仅仅是对历史的、传统的描述，更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现代意义的解读。

　　“多元通和”的宗教关系模式面临挑战

　　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宗教的多样性，牟钟鉴认为：它“表现为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和谐共生，因中有革，开放包容，在多元发展中不断整合成轴心的系统，而轴心的系统对多元文化都有接纳、吸收和消化。同时神道与人道互相包含，重视神道的道德功能；用人道的精神去充实神道的内容，使神道沿着温和、稳健的道路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另一方面，则始终存在一个轴心系统的构建，在多元的格局中养育着文化整合的公分母，即维系国家、民族、传统的共尊共享的价值。正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构建了“多元通和”的宗教关系模式，多元通和乃是我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然而，这个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更多自发的成分和自觉的调整，形成不同地区的文化土壤与“和谐共生，因中有革，开放包容”的传统。那么，越过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还会看到，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无疑是不可回避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带来的必然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交往关系。“被发展”，特别是快速被发展的进程，将使得传统中形成的宁静、节奏缓慢的文化的调整难以迅速跟进经济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化。当经济发展的快车推动着民族地区被开发、被改变，生活方式或主动发生转变、或被动发生变迁的时候，传统的宗教文化格局被消解，新的宗教文化格局在生成。各个民族地区或者选择对传统的重构，或者选择新的宗教信仰帮助自身完成转型，其背后都是经济的全球化为我们提出的如何构建社会永久发展的基础—文化基础的问题，而建构文化基础能够调动的资源常常是已有的传统。多样化是否还有意义？轴心系统如何构建？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回应的新问题。

　　从多元宗教传统的角度看，面对社会结构的被解构，原有社会位置的丧失、原有生活地理的疏离，多信息交流的国内外环境，如何调动本地的传统资源应对不稳定的身份和快速变动的环境？一些族群的宗教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有日渐增强的趋势，而增强的方向又受到政府、市场等多方面推手的引导（这里指民族民间信仰或者民俗活动被娱乐化、旅游化，失去了本来的社会秩序建构意义）。正是在有意无意的“推动”下，传统宗教所能够提供的价值理念、道德标准、社会网络的秩序正在逐渐失去效用。而“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它们的社会组织是密切相关的。超自然的秩序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人类的社会关系仿制的。同样，宗教信仰也支持和调整社会关系”（《文化·社会·个人》，基辛著，甘华鸣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宗教的形态和文化制度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任何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动都不会是单纯的物质发展问题。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精神上的需要也会有区别，所以必须关注文化的相应变迁。二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调整，也会带来宗教文化的变化和重新选择。认为传统宗教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必然消失和不允许宗教文化有所变动的想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需要在“多元通和”模式的认识框架中，关注不同的宗教与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生活形成怎样的结构关联，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如何形成某种竞争中的平衡，增强容纳特殊性的能力，增强调和文化差异的能力，弱化消除文化差异的动机。只有民族地区文化政策的创新，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在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定位准确。

　　将宗教文化放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来定位

　　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更有因社会转型对既有的社会关系、个体角色、行为取向带来的重新建构的需要。所以，获取财富需要作出长远考量，需要在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两个方面共同发展。从构建轴心系统的角度观察，在民族地区的现实发展中，宗教文化对于民族传统的价值既被留恋，又遭质疑：一方面在精神生活层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些地区不希望宗教影响力超过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则为实现经济利益，这些地区强调民族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争相为宗教搭台，宗教作为旅游经济的需要而被发展。一方面，对经济开发过程中庙宇的消失、传统宗教活动载体的消失、基层社会文化的贫乏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又对外来宗教的进入充满担忧，不希望旧有的宗教文化格局被打破。政府管理常常在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多重定位的纠结中前行，在对少数民族宗教多样性的共识、少数民族宗教作为一种资源的共识背后，种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必须将宗教问题放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来定位。笔者认为，政策突破的前提在于思考方式的突破。

　　宗教对民族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还需要从发展的立场出发加以观察，并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评价。我们需要将人文理念带入民族工作中，通过对少数民族精神关怀的重视，增加决策的预见性，实现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不因经济的企图被消解，不因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冲突被异化，不因与社会身份选择的差异被扭曲，走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怪圈。

　　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它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它所提供的文化资源不可低估。在传统宗教文化还是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管理的重要机制的情况下，我国民族地区的多样宗教文化可以是推进本土各种宗教应对现代社会发展变化能力的资源。

　　历史证明，在我国影响民族群体发展方向的诸因素中，除经济、政治因素外，民族文化在保持个体和群体身份稳定，引导价值观、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维持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与价值规范回应迟缓的张力的困境中，深入民间生活方式的传统“控制系统”一定具有不可舍弃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宗教信仰既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是我国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许多民族的重要文化基础。为此，能否调动这一部分文化资源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繁荣作贡献，是关系到能否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课题。重视宗教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将会使民族文化的发展更加丰满充实。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