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它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几乎人手一册；四十年来，它经饱受非议，鲜有知音；但在问世的38年后，却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首批书目。这本书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封笔之作——《李白与杜甫》。

　　日前，中国长安出版社不避争议，毅然将此书再版重印，书未问世，即引起多方关注。在唐诗方面颇有研究的丁启阵一闻知此事，率先发难，一篇《〈李白与杜甫〉：第一流氓才子书》博文，激起近20万点击。

　　《李白与杜甫》是奉迎之作吗

　　长期以来，《李白与杜甫》被打上了奉迎毛泽东旨意的记号，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说来源。

　　话说上世纪80年代初，钱钟书出访美国，遇到分别四十年之久的夏志清。夏当时已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有力者，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将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抬到与鲁迅齐名的地位。夏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这样叙述到：“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

　　也许说者无心，但记者却有意。自此以后，郭沫若此书扬李抑杜是迎合毛泽东的说法广为流传，且根深蒂固。

　　然而，据文史专家桑逢康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郭沫若人格辩》）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也说到此事：“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很多人看过郭老的自传，那里就说他喜欢李白，不大喜欢杜甫，他关于这两位历史人物艺术风格的这种个人取向是自始至终的。……为什么一定在那个时期写这部书，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什么都不允许写，什么也都不能写，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想写李白与杜甫，而不是为了迎合什么。”

　　郭平英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郭沫若在写《李白与杜甫》之前早已留下言证：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从以上两则材料来看，即使钱钟书的说法不是无根之谈，至少也是对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因此，今天的读者重温这部著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抛弃这一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