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演讲。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鲁迅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别妻离子回国抗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蒋介石的通缉下，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
　　1937年，鉴于郭沫若在海内外文化界的重大影响，蒋介石意欲“有所惜重”，遂撤消长达十载的通缉令。同时，挚友郁达夫也在催促郭沫若“速归”。“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决意返归祖国。
　　在《由日本回来了》一文中，郭沫若描述了他离家时的情景：1937年7月25日清晨四点半，悄然披衣起床，走进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她们尚在熟睡中离去。转身再踱入卧室，揭开蚊帐，在安娜（郭沫若的日籍妻子）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然后走下庭园，向园中的花草池鱼一一诀别。走上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1937年12月，郭沫若经上海、香港辗转来到广州。正准备下南洋为抗日募捐，一封来自当时中国抗战中心武汉的电报改变了他的行程。龚济民、方仁念所著的《郭沫若传》记载，电报是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陈诚在1938年元旦那天发来的，上面写着“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
　　郭沫若一时不知陈诚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他想：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老朋友也好。于是回电应允。
　　周恩来两请郭沫若“出山”
　　到武汉后，陈诚邀请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当时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不愿就任。
　　吴奚如著《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记载，为劝说郭沫若“出山”，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同他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郭沫若勉强应允出任第三厅厅长。但陈诚只是想拿他充门面，实则是要安插自己的人马。1938年2月6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吃饭为名请来郭沫若，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突然宣布委任复兴社骨干刘健群为三厅副厅长。郭沫若大怒，离席后当晚去了长沙。
　　郭沫若一走，三厅筹建工作瘫痪，陈诚只得找周恩来请郭沫若回来。《郭沫若传》记载，2月26日，于立群（郭沫若第三任妻子）抵达长沙，带来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上面说，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斗争下，陈诚终于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还答应了郭沫若的几项条件。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终于在武昌昙华林（现14中）成立了。郭沫若请阳翰笙、傅抱石、田汉、胡愈之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担任要职。大家不计报酬、不计名位，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2005年7月14日，记者在悠长狭窄的昙华林路上，找到了三厅旧址。一栋二层红顶小楼背靠凤凰山，掩映在绿阴中，旁边是一块充满现代气息的塑胶操场。一位工作人员说，三厅当年的房子大多已毁，就剩下这一栋，是当年工作人员的寝室，“文革”后改为纪念馆。
　　2004年10月，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颁奖大会在武汉举行，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沫若之女郭平英来汉参加大会，并寻访了郭沫若故居和三厅旧址。郭平英日前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郭老对这里很有感情，（上世纪）60年代曾回到这里看过。”
　　“扩大宣传周”点燃抗日激情
　　1938年4月7日至13日，三厅举行了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7天里，每天都有一个宣传重点，歌舞、音乐、美术、电影、戏剧等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周恩来宣讲抗战形势，田汉带头呼喊口号，冼星海指挥群众高唱抗日歌曲……一系列活动让军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郭沫若忙得不可开交。
　　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毙伤日寇万余。消息传来，三镇一片欢腾。《郭沫若与国民政府三厅》一文记载，当晚，武汉三镇举行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火炬大游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武汉地方史研究专家、今年78岁的徐明庭老人，当时是特三区小学六年级学生。他回忆说：“那天是星期六，我和父亲从江汉关坐船到武昌。从汉阳门到黄鹤楼孔明灯平台上的会场，马路上、几十级台阶上全都挤满了人……”
　　“扩大宣传周”的成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不安，毛磊等著的《武汉抗战史要》记载，宣传周最后一天举行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时，国民党方面连续拉响假“空袭警报”，企图驱散人群。
　　2005年7月14日，记者在“八办”纪念馆看到了郭沫若主持“扩大宣传周”时穿过的一套蓝西装。西装三件套，都是深蓝色细条纹，保存得很好。裤子口袋的白布上，用毛笔写着“白圭”（郭沫若曾用的笔名）二字。
　　这套西装曾陪伴郭沫若度过八年烽火岁月，后来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1985年4月，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将西装赠送给“八办”纪念馆。
　　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6月12日，安庆失守。武汉岌岌可危。
　　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发动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保卫大武汉。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中说，7月7日上午，活动刚开始，摩肩接踵前来献金的人就把设在三镇的6座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以致负责登记的48个工作人员后来增加到约200人。
　　1938年7月12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两位断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台去，献出2元钱，并称他们“年老为残废，再也不能背枪打鬼子，谨献两只大洋，买一粒子弹”。
　　“献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武汉抗战史》记载，在群众的要求下，原定3天的献金期延长到5天，最后总计献金达100万元。用这笔钱购买的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朱德过汉赠诗郭沫若
　　《郭沫若传》记载，1938年8月，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日益频繁，政治部各厅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郭沫若和周恩来也搬离了珞珈山。
　　10月21日，广州失陷，武汉的气氛更加紧张。10月22日，朱德赶赴华北前线经过武汉，与周恩来、郭沫若短晤。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回忆，10月23日，朱德临别题诗《重逢》赠给他：别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敌深入我腹地，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并须收复中原；你去支持南天。重逢又别，相见——必期在鸭绿江边。
　　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各机关及人员均已先后撤往重庆。郭沫若和胡愈之作为三厅最后一批人员，仍坚持在岗位上。
　　10月24日上午，他在汉口市区查看撤离武汉时的对敌宣传工作时，看见前几天他拟的标语“武汉是日本侵略者的坟墓”已高挂于水塔之上，横陈在马路中央，字大如斗。他满意地回到寓所，随后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写了一篇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文中说：“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

　  本文摘选自《我们为什么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