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赛音巴雅尔是蒙古族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了6部诗集、散文集、评论集和小说集。2002年和2003年分别出版《特·赛音巴雅尔选集》汉文版4卷本和蒙文版6卷本，2009年出版《特·赛音巴雅尔文集》汉文版6卷本，成果甚丰。从1987年开始，连续出版了系列三部文学史，即《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且反复修改再版，为新中国各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尤其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这一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定论。特·赛音巴雅尔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文学也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是这样。”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我国高校讲台上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和各研究机构所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族文学史”。他反复强调，在中国当代文学这一百花园中，不能没有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成其为绚丽多彩的花园。

　　至于将什么人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有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只要他是中国作家，不管他是内地的，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不管他是汉族的，还是其他蒙古、满等少数民族的；也不管他是用汉文创作，还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甚至是用外国文字创作，只要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反映时代方面有文学史价值，我们都写进去。他和他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该占什么位置就占什么位置，对他们的介绍和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力求做到全面、系统、准确和公正。”这亦是他的原则意见。对此他进一步展开说：“这些人都活着，不少人我都认识，是我的同志、朋友，有的还是我的领导，不好写，不好分档次。怎么办？我采取了‘作品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是朋友，不是朋友；是领导，不是领导，就看作品，作品够标准，就写进来，不够标准，就不写。”很显然，这是非常棘手的具体问题。但是，有了这一原则，就有了一种准绳或法律。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科学的。其实在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已体现了这一原则。至此，特·赛音巴雅尔将理论和实践高度地统一起来，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拓性的工程——《中国当代文学史》。

　　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也是包括港、澳、台的。这种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特别是包括港、澳、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目前来说，国内还是第一部，这对国家的完全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和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标志。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56个民族的团结进步、各民族作家的总体水平和雄厚的实力。对此，每一个中国同仁都会欢欣鼓舞的。我们暂且不谈该编著的具体水平，仅就他的诞生说起，业已具备了划时代意义。反复阅读他的三部“文学史”、“导言”、“后记”、“记者访谈录”、“汇报与致谢”等文字，不难发现他的有关“文学史”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这一大局出发的。他心里想的和做的，从未离开过中国56个民族的“大文学”这一主题。他创意建立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是个立体的多民族的文学史。

　　编写文学史，必须有正确的文学史观。这是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三部文学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