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并非简单地捍卫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而应凸显文学史的在场性与鲜活性。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如何写作？相信这样的追问将始终伴随着文学的演进，难有统一答案。法国文艺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曾总结出三种文学史写作方法：一是“植物生长式”，即每一种文学体式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衰亡的过程；二是“万花筒式”，即文学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文学史书写则是这些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三是“白天——黑夜式”，即文学史是性质不同甚至是迥异的文学观念相互转换的过程。应当说，茨维坦·托多洛夫的理论契合了文学史书写的事理逻辑，文学不仅有内在的体式生成，而且有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载体呈现，更有外在的观念变迁。

　　有意味的是，理应丰富、立体的文学史书写，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却走上了一条非此即彼的狭窄道路，循环往复着“白天——黑夜式”。从胡适著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到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进化论叙述就渐次清晰。在他们的叙述中，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立不仅是白话与文言的对立，而且是“活文学”与“死文学”、“真文学”与“假文学”的对立。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胡适更是从知识结构转型的角度，把“进化”提升到“革命”的高度，称白话取代文言这一语体变革为“哥白尼革命”。

　　1930年代，新文学内部分化加剧，革命的强力介入使得“主义”丛生的新文学面临一次主次轻重的阵营划分。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中，以阶级划分文学阵营的“革命论”叙述取代之前的以新旧划分文学等级的“进化论”叙述，一举成为20世纪中叶尤其是50-70年代文学史书写的合法模式。李何林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阶级性”出发，以1927年为界，把新文学划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时代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时代，主张文学史书写的重心应是“文艺思想斗争史”而不是所谓的“文艺思潮史”。1940年，周扬著的《新文学运动讲义提纲》借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预言“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标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将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写上升到国家层面，关系到思想舆论导向，从王瑶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现当代文学史一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二元对立叙述成为文学史家的不二选择。

　　在文学史演进中，内在因素固然重要，但时代选择亦不可忽视，每当有时代需要时，新角色、新面孔就会应运而生。进化论叙述、革命论叙述是这样，新时期以来的审美化叙述亦然。1988年7月，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第4期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从1988年到1989年，“重写文学史”专栏共推出9期，对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如柳青的《创业史》、茅盾的《子夜》、赵树理方向、“别车杜”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工农兵文学、阶级论思想、革命化叙述进行反思和批判。与阶级论、革命论相对立的人学、审美标准得到了批评家的广泛认同，据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洪子诚、程光炜、孟繁华、王晓明、陈思和、黄修己等人还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专著，践行“重写”主张。

　　时光荏苒，“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至今已经20多个年头，其间，围绕“重写”话题展开的讨论与反思，不仅引发了文学观念的变革，而且使得文学史编撰学、文学史史学、文学史形态学的建构进入了许多研究者的视野。“重写”实践拓宽了文学史的书写视野，推进了学科知识建构，恢复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和审美属性，为文学回归审美作出了重要贡献。就“重写”而言，无论是死去的鲁迅，还是蒙受冤屈的胡风、巴金，以及被冷落的“鸳鸯蝴蝶派”、沈从文、张爱玲、苏青等人，这些历史记忆和碎片在80年代被重新缝合、型塑，以一种边缘的身份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偏离”，刺激和活跃着批评家的文化想象和参与方式。套用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的观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就没有90年代以来文学多元化时代的来临。

　　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话语逐步扩展、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对于“现代化”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为多元、反思、批判的“现代性”知识谱系所取代，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张旭东、刘禾以及国内的钱理群、汪晖、李扬、王光明等人纷纷对“以现代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基础和前提提出质疑，认为肇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重写思潮将文学从“革命”、“阶级”等中间解放出来，却又把文学还给了纯粹的“审美”，甚至走向“纯文学”的神话。“重写”仍然延续了茨维坦·托多洛夫所言的“白天——黑夜式”并没有为文学史书写提供更为宽广的叙述空间与路径。近年来，左翼文学的历史合理性，其与“五四”启蒙文学的承接和断裂，与当下正在行进中的“底层文学”的关联等问题成为热点，不妨可以看做与“重写”思潮的一种新的对话和超越。

　　事实上，在一个文学多元化的时代，任何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极易摇摆于“去政治化”、“纯文学”的两端，不利于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呈现。文学史写作并非简单地捍卫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而应将文学置于此时与彼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凸显文学史的在场性与鲜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写作的常态是“书写”而非“重写”，茨维坦·托多洛夫总结的文学史方法中的“植物生长式”与“万花筒式”也当优于“白天——黑夜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