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印象记 —— 一个后辈的怀念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做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3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三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文艺界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后来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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