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私下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虽然仍存在不少疑点。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关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的文稿寄给胡愈老。万万没想到不到5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