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的两个多月，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年冬，我到北京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程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重印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3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上世纪40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做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