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8年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还明确指出：“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 在邓小平“主题报告”和“三中全会公报”的指导下，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更加全面深入。

　　首先是，实事求是地、尽快地为蒙受冤屈的作品和遭到迫害的作者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于12月5日邀请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和出版社、报刊的编辑人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会上列举了部分应予落实政策的作品，并就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遭遇，揭批了“四人帮”。文学方面，如：《保卫延安》（杜鹏程）、《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赖大嫂》（西戎），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以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等。戏剧方面受害更惨，历史题材的《海瑞罢官》（吴晗）、《谢瑶环》（田汉）、《李慧娘》（孟超），现代题材的《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杨履芳）。电影更是首当其冲，江青在一次会上就枪毙了《红日》、《暴风骤雨》、《怒潮》、《革命家庭》、《红河激浪》、《五朵金花》、《阿诗玛》、《不夜城》等54部影片。此外《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都作为毒草封禁和批判。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12月23日，《人民日报》为此次座谈会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文章指出，就全国来说，这项工作的进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和单位步伐很慢，使得一些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至今未能平反。“继续故意拖延，就是坚持错误，就是犯罪！”文章强调：“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要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批错的也要改正。”

　　其次是，从文艺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

　　《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艺术与民主》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6]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裁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该文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人民日报》以《<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为题，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

　　1978年12月9日，周扬在广东省文学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会议材料之五”印发。并在1979年2月23、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周扬的这篇讲话，对当时中国的文艺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富有新意的讲话。周扬提出和阐述了文艺领域的六大问题：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的最早的最有系统的意见。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本来是延安时期就已提出并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后的实践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出现使这个老题目又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新问题。它是一股应予热情肯定并加以引导的文学潮流呢，还是一股所谓“伤感文学”和“暴露文学”的消极因素呢？必须正确回答，妥善处理。周扬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回答。他说：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周扬深刻地指出，“歌颂和暴露”，实际上是文学的倾向性；倾向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取消了倾向性，便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本身。 

　　周扬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系列根本性观点。其中第四、五两部分，着重讲了“双百”方针。他深刻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在周扬看来，“新时期文艺”的出现是与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7]这无疑是他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又接受邓小平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思想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