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②]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③]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④]60年来，文化是怎样建设的，又做了哪些建设？本文试图做一个大致的线索式的描述。

一

　　就像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有一个文化建设高潮。文化建设高潮是从除旧布新的举措中走来的。

　　明确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第一位的。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这次大会明确了把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个方针。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从国家法律的角度作了规定：第一、关于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二、关于任务，主要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第三、关于具体目标，是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周恩来在阐述《共同纲领》的特点时，说到文化政策，他讲：“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的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⑤]这句话对于理解新中国文化政策不啻为点睛之笔。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当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周恩来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⑥]第二、在国家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要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是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件大事。除老解放区外，其他地区的文人、艺人的绝大多数是个体劳动者，或者从属于戏班子一类的松散团体，周恩来形容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艺人是“一般精神劳动的特点之一是个人劳动(当然许多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⑦]。这种状况很难与新社会性质相适应。所以，确有必要解决组织问题，以“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⑧]。思路是像总工会那样成立一个全国行的组织，下面有各种产业工会。因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⑨]。第一次文代会在全国文艺队伍会师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书法、杂技、摄影等专业协会组织。这些协会不仅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各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更主要的是把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组织起来，根本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新的文化建设植根在中华大地，它就不应对在这块土地上存在已久的旧文艺置之不理，因为旧文艺“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而且认为“旧文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⑩]

　　改造旧文艺首先从加强电影市场管理开始。电影在当时被看作 “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是第一个重点”[11]事业。1950 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公布施行《关于电影业五个暂行办法》。该《办法》包括5个附件，[12]规定，凡经营电影业，包括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外侨经营、或中外合营的电影制片业、电影院业及放映队、影片输出入及影片贸易业、电影器材制造业等均应申请登记，领取登记证。新片摄制完成后须申请上映执照。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给上映执照；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入口影片，其内容如有反世界和平、反人民民主、违反中国民族利益，或宣传淫猥色情迷信恐怖等，足以妨碍新社会秩序续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加以删剪或不予以通过。[13]

　　加强电影市场的管理，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美国电影一统中国电影市场的局面[14]，同时，加大了对国营电影的宣传和放映。1951年3月8日至4月27日，在全国20个大城市举行“国营电影场出品新片展览月”，上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民主青年进行曲》、《中国民族大团结》等片，观众总数近496万。每场人数超过1950年的场均人数，最多的东北区为201％，最少的华北区为120％。[15]

　　由于认为“电影是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16]，为了使电影及时普及到工农兵中间去，国家下大气力组织电影放映工作，文化部分别在1952年7月和1953年12月两次发出国营电影发行与放映工作的指示，[17]划清中国电影经理公司和各大行政区、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对各地影片发行机构的领导分工，将各机关、团体、部队经营的电影院由文化主管部门接管，接管后的电影院采取适当办法，如团体包场半价优待、加映早场、军人优先购票八折优待，或者免费每月举行一二场优待革命军人映出等，以使驻军、工厂及机关学校团体得到看电影的便利。1952年全国有电影院755座，1953年达到783座。除充分开发电影院资源外，另一项推动电影普及的办法是大量组织电影放映队，到工厂、农村和部队，让工人、农民和战士以最便宜票价或者是免费欣赏电影。为此，政务院在电影机械和胶片的生产上做了精心安排。1950年全国有电影放映队100个，1951年增加到1000个，1952年增加到1119个，1953年达到2254个。电影观众达到7.5亿人次。[18]人均每年看电影一场半。

　　改革旧戏剧是另一项重要的任务。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民族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的问题，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问题。文化管理部门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了整理和改革的工作，使许多解放前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放出了新的光彩。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在培养青年一代演员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旧社会过来的艺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戏曲改革成果显著。以京剧《三岔口》为例，该剧集中表现了京剧的武打技巧，其表演方法不但合乎京剧的程式美，而且在象征化的动作中，也不失其合情入理的的真实性。但是，该剧旧本脸谱过于狰狞，舞台形象不佳，在明确主题，提炼表演技术方面也有明显不足。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指导下，集中了专家和演员的智慧，首先端正剧中人物的形象，剧中主人公不再是无原则专门嗜杀的“黑店”老板，而是能分清是非具有正义感的英雄好汉；其次，把剧情减化，“起解”和“杀解”都作为暗场处理，而将演员的全部技艺，集中发挥在“摸黑”起打一场，高度的表现了京剧武打的舞蹈美。新《三岔口》一经推出，立刻在国内外获得满堂彩。

　　1952年10月初到11月中旬，文化部主办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检验三年来的戏曲改革工作。全国23个剧种、7个剧团共 1600多人表演了不同风格的大小节目 81 个。这样大规模地把民族戏曲集中展演，不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壮举，在我国戏曲史上也是第一次。会演进行了评奖 , 其中获荣誉奖的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这些人不愧为中国戏曲大师。有 9 个剧获剧本奖，《梁山伯与祝英台》位居首位，此外还有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川剧《柳荫 记》、京剧《将相和》、淮剧《王贵与李香香》、越剧《西厢记》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这次会演, 他们观看了演出。周恩来在 11月14日还到会讲话，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工作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并认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19]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强调我们一方面应把传统的优秀剧目和优秀的表演艺术加以整理而继承下来；另一方面要用极大的努力，在民族戏曲的基础上，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戏曲。总之 , 这次会演对旧戏曲的改造和新戏曲的壮大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为新中国人民的戏曲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和政府把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电影和戏曲上，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情。因为从旧社会过来人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看电影和观戏听曲不需要识字就能接受。电影有生动形象的表现力，戏曲艺术绝大部分是由人民所创造，和人民有悠久的密切的联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为广大中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这就找到一个联系群众的文化纽带。而经过改造的电影和戏曲，在内容上以宣传革命历史题材为主，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见长，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广大群众在无形之中受到教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心那样齐，社会风气那样好，群众响应政府号召那样不打折扣的深层原因所在。可以说，文化建设把握住了文化自觉的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