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6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近五年的历史，是我国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开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新路的历史。本文试图从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历程，认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文艺率先发出欢呼声，愤怒声讨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诗歌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先于其他文学样式，放声歌唱，第一声的欢呼是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金振家等编的《枫叶红了的时候》是第一部以讽刺喜剧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有力的揭露、无情的嘲讽和猛烈抨击的作品。工人业余作家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是在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最早用话剧形式为“四·五”英雄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歌颂了“四·五”英雄的浩然正气，恢复了“天安门运动”的历史真面目，无情地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镇压革命群众的血腥暴行。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小说、电影、相声、漫画……各种文艺样式都涌现出新作品。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火光。”（1925年）。粉碎“四人帮”，久被压抑的创作冲动激发出来了。周扬在评价天安门诗歌运动时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粉碎“四人帮”后的文学潮流，应该说是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相信文学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到来了。

　　但是，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又是十年动乱中的重灾区。“四人帮”用“文艺黑线专政论”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推行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不仅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的成就，也否定从30年代以来甚至从“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成果和光荣传统。把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诬蔑为“黑线人物”、“反动权威”，禁绝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文艺作品。提出他们自己的一套集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于一体的极“左”的文艺路线。制造“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三突出”即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中心人物）。原则，并由此演绎出三陪衬、三铺垫、多回合、高起点等一整套“三字经”创作模式。他们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文艺领域要彻底摆脱林彪、“四人帮”的阴影，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获得彻底解放，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