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比较盛行的观点是把逮捕“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描述成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即所谓“新毛派”）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派”（或称“现代化派”）之间的一场斗争。这包括经济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针对这一偏颇之见，本文认为不论是整个这段时期的政策走向，还是专门针对经济问题，政治局内部皆已达成共识，并无所谓权力斗争。就华国锋本人而言，原先误把他诋毁成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认为他使得中国误入两年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参见《北京周报》1981年第27期，第26页。的历史决议，最终在2008年8月他去世时，由官方正式的评价做出了纠正。当局颁布的华氏“生平”，称赞他“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华国锋生平》，新华社，2008年8月31日。

　　另一个在西方广为接受的观点，是误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是肇就了新机遇的一桩胜举，但主要是就领导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转移而言，并非指中共的追求现代化及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何转变。会议本身则如于光远（时为有影响力的改革者）所指出的，“大多数规定是好的，但只是一些一般的原则……，没有改革精神”。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3页。虽说于光远在此是就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而言，但这一评价也反映出他对会议上讨论的经济措施的看法（见同书272页）。此外，尽管大家都说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实际上“改革开放”作为统一全党思想与政策的口号，直到1984年才公开出现。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北京：人民日报社），“改革开放”直到1984年5月才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之后则被大量采用。“改革”两次悄然出现在三中全会公报上，但未使用“开放”一词。见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第1—2页。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上，也出现了同样情况。他三次不起眼地使用了改革二字，却未言开放，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61、164页。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时代用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词，已成为每提党的路线必用的口号，这一口号在三中全会公报上出现了13次。《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显示，这一流行用语，如同“四个现代化”一词，在1979—1985年间大量无数次地出现。历来对三中全会的定性和评价，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以突出华国锋地位的下降和邓小平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新的政治取向。但如此就过分夸大了三中全会在政策方面的变革，也忽视了华国锋主政时期已经进行的改革措施。虽然由于历史惯性与经验不足，华的改革方案仍显稚嫩，而且在三中全会后还持续了数年，但其为实心实意的改革尝试，当毋庸置疑，尽管初期是以恢复和落实“文革”前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为主。

　　历史的遗产：毛泽东的体系和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