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调整文艺政策，提出“二为”方向，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并最后完成。

　　在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中，社会上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势，社会思潮纷繁驳杂。一方面，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仍然沿用过去的思路看事情想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有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后一股思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映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上，呈现出良莠不齐，新旧交织的复杂情况。极左文艺思潮还远未彻底肃清，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还在激烈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文艺领域蔓延。文学创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倾向不好、审美情趣低下、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少数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文章。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先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8]

　　为彻底消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深入进行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调整文艺思想和政策，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词》，就是其主要标志。

　　《祝词》首先肯定文艺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出文艺事业“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 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问题，作了透辟而独到的阐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强调在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指出，实现四化，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实现四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邓小平的《祝词》对调整文艺同各种领域的关系，对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大地鼓舞了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勇气和信心。

　　周扬在会上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30年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说：“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他说，因为我们的文艺肩负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新的实验。”

　　这次会议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文艺政策调整变化的会议，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发展转折的重要标志。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向纵深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