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布局所反映的中国外交变化　

　　中国对外关系新布局的形成不仅是成熟的，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是政治稳定的反映，一个直观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根据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第三章，第29条）。”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是在间隔11年之后才于1956年召开的，八大召开12年后才于1969年召开九大，又过了6年，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后于1975年召开了十大，其间的时间间隔都远远超过党章的规定。十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第四章第八条）。”但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十一大提前到1977年召开。这次大会修订的党章重申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规定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贯彻至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按照党章的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这种稳定性，在党代会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分析、对国内政治任务的确立以及对外政策的目标等方面也相应体现出来，并终于反映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布局上。

　　伴随这种对外关系格局的稳定性的是对外政策的主动性。革命外交的特色之一是对外政策的被动性，即在对外政策方面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大国”，以反对为主要内容和方式。中共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主张时，彻底改变了以往这种被动消极的状况，而采取主动、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姿态。如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不再是从负面提出中国反对哪些做法或政策，而是从正面阐述中国自己的主张和承诺，亦即不是突出什么不对或应该反对，而是通过承诺的方式显示自己正确的立场和选择。如不是强调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是说我们要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是要求或希望别国该怎么做，而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不再仅是强调要外国尊重自己的关切，而是表示“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不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表示“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等等。

　　三是内涵扩大，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的领域越来越宽了。从十二大政治报告开始，到十七大政治报告，都一再强调和重申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以及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出，中国主张“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说明中国对外关系的领域在拓宽，交往内容在丰富，外交内涵在不断扩大。

　　四是外交思路从地区或关系领域向功能或问题领域转变。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比较强调关系，如强调站在那一边，联合谁反对谁，以及以某个国家划线等。现在这样的政策宣示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可能有好的合作方面，也可能有不好或矛盾的方面，一个领域的朋友可能是另一个领域的对手。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看作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主要是从它们对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的作用来看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都与这些发达国家相关，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等，因此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在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关键地位的同时，还提出“妥善解决分歧”。与中美在经济上高度依赖而政治上却充满矛盾相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经济上共同利益并非像想像得那么大，较之与发达国家之　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并不少。再如，近年来有媒体不断炒作美国与印度在战略上联合对付中国，但是在不断突出且已成为国际关系重要议题的环境和发展问题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联手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制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牢固“同盟”。这种从区域或关系导向外交到问题领域或功能领域导向外交的转变，也清楚地反映在中国外交机构的转型中。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部成立的主要机构基本上都是功能性的。随着军控与裁军司、涉外安全司、领事保护中心、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等机构的设置，中国外交部功能性的业务司已经超过了地区业务司。

　　总之，以梳理、分析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为依据，可以揭示新中国对外关系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历程。而通过这样的文本分析视角，也可以看出中国政治生活其他方面变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