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内忍·奇蒂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印“两国合作不断上升，但远未进入最佳状态”，学者们对中印关系走向各执一词。近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内忍·奇蒂教授来京访问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奇蒂教授对记者表示，中印双方应该基于两国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达成共识，全面、系统地开展合作。

　　1 中印合作仍须进一步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印关系的研究当前主要关注哪些领域？

　　内忍·奇蒂（以下简称“奇蒂”）：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毗邻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双方就有人员互访、经贸往来和思想交流，两国人民大致认同对方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但也曾为边界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付诸战争。21世纪以来，两国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近40%），晋级为新兴超级大国。如今，两国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甚至左右邻国乃至世界的安全，影响相关的研究方向。

　　研究显示，尽管近年两国合作不断加强，但远未进入最佳状态。现实冲突理论告诉我们，竞争容易使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假想敌”，从而弥漫争夺的气息。而“假想敌”形象一旦成立，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加强安全措施，致使潜在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外，通过合作产生的积极的互惠形象则会使得这种合作在更多领域展开。

　　新形势下，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蕴藏着巨大的购买力，剧增的财富不断增强其国际实力，两国对资源和客户竞争日益激烈；中印核能力旗鼓相当，两国之间仍有边界争端，这些都将成为研究两国关系的常新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奇蒂：约20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南亚转型构想》（“Framing South Asian Transformation”）在印度出版，主题是“国际传播和国际交往”。我当时在论文里提出，以往的权力和冲突结构可能会因为南亚次大陆市场的重新界定发生变革。如今，我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国际关系视阈下的国际传播，主要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中印两国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国际传播视角看，如何处理中印关系当前面临的问题，促使双方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

　　奇蒂：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最初是始于西方世界与前东欧国家、“南半球”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我认为，从“亚洲国际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中印问题，从地缘政治学来讲，就是从传统的“亚洲”内部关系转向从“东—西方”维度重新进行审视。中印两国共享古老的文化、科技和智慧，但民主治理理念并不相同。对此，国际传播学者应加强两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用“东—西方”维度探讨中印关系，二是两国都无法回避的“南—北”问题。

　　我个人倾向于主张采取以对话方式进行国际传播的形象与合作方面的理论（theories of image and cooperation）研究。例如，在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三角系统理论里，至少存在经济、军事、社会参与三种不同“形象”（images）。在博尔丁看来，相互威胁的双方只有建立共同体，产生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才能一致行动。

　　2 竞争对中印双方有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了“亚洲国际传播”，能否向我们具体阐释一下？

　　奇蒂：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亚洲国家的基本价值观。这来自于亚洲大陆伟大的宗教或哲学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佛教、基督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索罗亚斯德教。主要包含三种价值观。

　　第一种价值观是一整套的亚洲传统。例如，《西游记》反映了中印两种文化在深层价值观上是和谐共鸣的，两者确实共有一些基本价值观。

　　第二种价值观主要移植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现代亚洲的精英们引入了这些价值观，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现代化进程，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政治治理理念重新认识了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促使了第三种混合价值观的产生。例如，印度的价值观结合了其古老的哲学、宗教和圣雄甘地的思想，中国也开始重新阐释儒家的价值观。圣雄甘地和孔子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新的亚洲国际传播应该充分吸收东西方的基本思想和社会理论。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可以为这一理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分。例如，和谐是印度教的核心思想，指的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大可做到殊途同归。伊斯兰教中宣扬社会统一和谐，也包含了宗教和谐。事实上，儒教的和谐是一种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微观政治中的和谐可以从佛教和儒教的交往观念中找到根源。佛教是经验性和辩证推理的，强调接收者的觉悟，而不在意具体的传授过程或者刻意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

　　从宏观方面来看，儒家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理论大体是一致的，都不是指强加给另一方的影响。另外从系统理论层面看，和谐是寻求系统的稳定性，这也和儒教的社会秩序理论相容。菲律宾学者Nora Quebral倡导，国家之间应开展长期交往，并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和谐也可以被视为交往双方平衡传统和现代、个人和本地区利益关系的能力，以及双方的“相互促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了软实力理论，目前中印两国都在试图提高本国的软实力，那么在这个层面，两国是否也会展开竞争？

　　奇蒂：如今，中国更加有意识地通过软实力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在中国，软实力已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号召，中国政府正在系统地发展软实力，其适用的形式也已拓展至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努力打造和谐的国家形象，其中包括了其倡导的建立多极世界秩序、“双赢”的路径和儒家的价值体系。这种软实力会带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发展，届时，公共外交工具将更加复杂，技术方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另外，印度也正在创造本国“多样化”形象（如“超凡印度”，Incredible India）和民主。它也同样重视软实力的理念。自然地，人们会认为，软实力竞争是它们在全球竞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来看，这种竞争对中印双方有益，至少都能够激发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它们还须共享软实力空间。

　　王缉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宣称，尽管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即使没有共同利益，也可以从共同价值观出发开展交流。事实上，建立在两国深层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伦理软实力，可以成为中印之间特殊的软实力关系的依据。

　　3 中印应展开系统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

　　奇蒂：有研究预计，到2050年，金砖国家（BRICS，即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个经济体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印度和中国是该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国际传播理论改善两个古老的亚洲巨人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尽管两国在BRICS框架协议内合作，但安全分析专家指出，两国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安全分析专家Medcalf认为，对方各自参加的国际论坛均显示两国军事领域合作也很有限。他指出，从地缘政治来看，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远未解决的领土争端，都影响着两国关系。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无时不触动着印度的敏感神经。其他分析对两国关系也表示担忧。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辛·弗兰克尔（Francine R. Frankel）的说法，“过去几年，中印两国之间相互猜疑，关系恶化危险系数在上升”，双方在海洋战略上缺乏信任。

　　当然，中印双方政府为增进两国关系在作积极的努力。2010年4月，新德里为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举行了题为“印度和中国：公共外交，增进理解”的大会。印度总理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 Shankar Menon）指出，尽管印度和中国领土问题尚未解决，但这些并不能阻碍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国大使也作了类似评论。同次会议上，印度对外事务部公共外交总干事透露，印度电视节目随心所欲地丑化中国，致使青年人对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而他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在我看来，现在，新德里处理印中关系时，心态更加成熟。前不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时谈到有些印度青年对中国持负面情绪，在座的中国年轻研究生们感到很失望。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印度的态度是积极正面的。当时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也在场，他认为完全独立的印度媒体有时故意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误导了印度青年人。

　　现实证明，中印双方都有意愿扩大合作，培育双方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双方合作领域确实有限。因此，开展系统的合作将使双方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针对中印两国开展并加强双方合作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奇蒂：我想给中印两国的建议是，双方应该寻找潜在的合作领域，创造互信、和谐的共享空间。甚至，双方高层可共同组建联合委员会，协调开展工作，积极鼓励双方在无争议领域开展合作，同时通过媒体的传播，扩大这些合作项目的知名度。

　　两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开展互信合作，例如，太空领域的科学合作、教育合作、卫生合作和扶贫合作。王缉思指出，现在中国已经“从只注重GDP的增长转到全面关心经济效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以及技术革新等领域”。加强社会安全保障和救济领域合作，能够提高因全球化而发展滞后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又如，电影、音乐方面的交流，也是双方增加互信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研究指出，中印两国人民如何看待对方的社会和文化，对两国增强和谐、互信至关重要。尤其是国内的一些民间政治团体，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时，民间团体的声音甚至会影响政府决策。

　　中国和印度长期以来都相互吸引，这或许是互信、和谐的道德软实力的种子，只有双方都有政治意愿，最终才能开花结果。中印互信、和谐至关重要，这将会给两国普通民众、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无限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