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史（以下简称当代中国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日益活跃并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如何推进和深化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学术界有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思想变化。从时代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维度审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是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和深化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探究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把握思想史的时代维度

　　思想是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反映，是回应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对特定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的理论回答，便形成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倾听时代呼声、回应时代问题、满足时代需求是思想发展的推动力。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决定着该时代思想提出的形态及其内容，思想的发展与特定时代主题及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思想是满足当代中国的时代需要而对重大时代问题做出回应的理论成果，因此，时代主题与思想主题、时代问题与思想问题、现实需求与思想回应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逻辑链条。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首先要考察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时代需求以及围绕时代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恢复国民经济。这个时代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遂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层次的思想架构。政治上，要求建国建政、巩固政权、发扬民主，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论探索，遂形成了新中国建国思想、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经济上，要求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起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遂形成了劳资两利的经济思想、计划经济思想和工业化思想。文化上，为了配合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要求统一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的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清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遂形成了文化批判思想和文化改造思想。因此，要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发展的主题，必须弄清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如何应对这些重大问题，才能准确把握这个时期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向。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中国面临许多新的时代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而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体而言，在政治上，面临着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民主监督思想、执政党建设思想；在经济上，面临着借鉴“斯大林模式”并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赶超”思想和“跃进”思想；在思想文化上，面临着如何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双百”方针，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设思想。

　　1956年以后，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文化建设思想。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上，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将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相结合；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原则。在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上，要求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上，强调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倡导共产主义风尚，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在文化判断标准上，强调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提出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些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显然是为回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和现实需求而提出的，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题的思想回应。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有一些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回答。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主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即在梳理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把握思想主题的产生及展开的历程。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什么？如何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什么？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积累和消费、速度和效益、局部和全局、重点和整体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结合起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处理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思想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正是围绕这些重大的时代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思想理论成果。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主要任务。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理论探索，主要包括：如何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何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何实现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如何实现从封闭半封闭状况向对外开放转变？在这些理论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时期形成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许多新思想是对当时国家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探索的初步理论结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还面临着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重大时代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观点，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成就和经验教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此后，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并正面回应了这些时代问题，提炼出思想理论结晶，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并逐渐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回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主题而探索出来的理论精华。因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及完善的过程，必须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而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是如何从理论上回应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

　　既然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思想主题，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题，那么，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必然要关注时代主题与思想主题的联系，探究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时代维度。时代维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方向。

　　　探究社会实践与思想变动的互动关系，把握思想史的实践维度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思想来自实践而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特定的社会实践必然产生特定的社会思想，思想发展的逻辑与社会实践的逻辑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形成了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理论，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各项报告决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一战线、民族关系、民主法制建设、执政党建设等都做了清晰的阐述。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深刻分析，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工作重点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政治革命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这些正确的思想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对这些经验总结提升的结果。丰富的社会实践为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正确思想提供了实践经验，没有这种社会实践及在实践中积累的各方面经验是不可能形成中共八大报告中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成果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丰富的社会实践，造就了中共八大前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深度，其正确的思想成果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当然，中共八大所形成的正确思想后来有些未能坚持下来，同样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不足所致。

　　思想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化而发展的。社会实践的不断丰富必然会使思想理论逐渐发展和完善。新的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是对新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并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而发展。中共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而不断深化。如“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就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而提出的。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一段时期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偏颇和失误，归根到底是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条件所限制，是缺乏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所致。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左”倾思想的兴起，应该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入手加以审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随后“左”的错误理论得到遏制和纠正，逐渐形成了比较合乎实际的思想理论。这显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对思想理论所发挥的矫正功能所致。如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一大二公”，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无视价值规律，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证明，支撑“左”的错误的思想理论，如“赶超”思想、“一大二公”思想等都需要予以纠正。在随后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大跃进”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总结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宝贵思想成果，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的思想、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思想等。

　　社会实践不仅决定着思想发展的深度，而且决定着思想发展的高度和正确程度。尽管人们从“大跃进”运动挫折中总结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成果，但是因为社会实践积累的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还不成熟，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诸多重大认识问题会产生摇摆和反复。如1962年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发生了十年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重大挫折。这是由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还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是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才能逐渐弄清楚的。正是因为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才引发人们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化，并最终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些好做法，有时会因为社会实践不充分和经验不足而未被采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和在实践基础上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而重新得到肯定，进而转化为正确的理论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部分农村尝试的“包产到户”就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创举，但当时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与公有制原则有所冲突，被视为“单干风”而加以批判。随后农村集体经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做法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反，“包产到户”的做法却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革”结束后，“包产到户”很快在安徽等地再次尝试，并在各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改革实践及在改革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农村政策并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可见，社会实践条件的不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制约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及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成功经验为思想理论的成熟提供了支撑，进而形成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成果。

　　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逐渐弄清了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后的建设实践中开创并形成的，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验的丰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逐步完善。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跨越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实现转变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对已有思想进行理论突破后实现的。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必须探究社会实践与思想变动的互动关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实践维度。实践维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度，也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

　　探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把握思想史的主流维度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史的主要脉络，思想史研究要关注主流思想，重点研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并成为执政党。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必然要转化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必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维度，首先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确立其领导地位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起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领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说、思想观念逐渐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也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因此，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维度，就要重点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指导地位后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思想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飞跃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作为“彻底”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理论的彻底性“说服”并“掌握”了广大人民群众，因而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不仅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而且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线。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只要弄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程，只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酝酿、形成、发展、日益成熟的历史进程，就抓住了当代中国思想史发展演变的主流和关键，就能从纷纭复杂的思想现象中梳理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就能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核心和主脉。

　　总之，当代中国思想史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国情、回应时代重大问题而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是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和提炼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酝酿、形成、发展、日益成熟的历史。正因如此，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必须探究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时代维度，因为时代维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方向；必须探究社会实践与思想变动的互动关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实践维度，因为实践维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度，也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必须探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把握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维度，因为主流维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核心和主脉。

　　作者简介：左玉河，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10010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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