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如何做到“实事求是”
有鉴于中国历代的优秀学术传统，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应当怎样传承和光大“实事求是”之风呢？我以为，有以下五个涉及学术思维和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值得探究。
（一）史不离事，“理在事中”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厘清事实的本质。如前所述，我已经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了史与事的内在联系。这里，由于着力于思想史研究，想于此进而引申到理与事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清初思想家李塨曾提出过“理在事中”的重要命题。作为反理学的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塨之学“以实用为主，惟自命太高，于程朱讲习，陆王证悟，皆谓空谈”。时人认定，如“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高谈之弊”。关于“理在事中”，李塨认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从李塨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其特有的反理学特征。然而，更让我们看重的则是，他没有将事与理从根本上割裂开来，加以对立，而是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有理必有事，理在事中。
李塨关于“理在事中”的思想见解为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原则。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努力学会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推理，将事实和推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力戒先入为主的空论、泛论，全力避免蹈入“以论代史”的桎梏。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空论、泛论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研究中也未有幸免。当然，要求异文化的人完全“实事求是”，确非易事。在根本不考虑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情态下，很多著述流于程式、套语，成了“语录集锦”。为世诟病，是很自然的实情。因此，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研究者应该用行动予以自觉的抵制。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对政党理论的研究无疑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问题在于，研究的出发点是既定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观点，还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我认为，显然应是后者。
然而，由于传统的思维范式的影响，也由于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本身，目前所流行的研究远没有把历史和文化内容深入地发掘出来。这里，我试图通过对刘少奇独特的党的建设思想的研究，说明研究中思维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更深层面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特点的分析，必然会触及到党的思想理论，在这方面，刘少奇从历史事实中看到的问题颇为严重。1941年7月，他在与宋亮（即孙冶方，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通信中谈到了“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而且“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刘少奇理智地认为，虽然造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党的主观努力不够”。“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有鉴于此，“缺乏理论的弱点”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警示全党，要将“理论准备不足”当成党“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立90周年庆典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我们真是应该沿着刘少奇的思路继续认真地反思：“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我们至今解决得如何？而在学术研究上，又有何种成果可以无愧告慰先人呢？
（二）由小观大，由表及里
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不难发现中西方的思维差异。这种差异亦影响到我们的历史思考。一般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更为讲求“指实性”，其过程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他们描述一个事物，则是从小到大的，像信封的书写顺序，要先从具体的人名写起，就是显例。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缺乏“指实性”。为进一步说明此问题，我在此引证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的看法。
已故的周先生以其博学通达和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研究享誉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我崇敬的长者。1999年春，我在美访学，特别想了解他对美国汉学的真实想法，聆听他的教诲。我把访谈的主题很快切入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但周先生在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主题，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思维认知领域。他对我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给我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一个是（国人的）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另一个是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正是在周先生的激励下，我开始越发重视对学术思维的思考，并进而深入到以中西文化为背景对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
回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我想再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如何借鉴指实性思维，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对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理论问题的深层思索。
例一，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报告中，我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透过这些事实，了解到党的早期组织的真实思想状况。这份报告本由中共一大的实际主持者张国焘所述。该报告开宗明义，提到组织的构成。“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报告首先描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关于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报告专门提到了“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扩大思想影响，将被查禁的《劳动者》周刊“改名为《仁声》”。这个改动，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意义非凡。上述事实，在权威的、一般的党史著作中都很少被提及，该报告也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然而，这些因人废言，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却都能引发出令人深思的问题。
例二，从张国焘对瞿秋白俄文水平的质疑，看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思想交流。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在研究中，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即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如何进行比较深入的思想交流。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都不懂中文，中共早期领导人则基本不通俄文，运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是否通过翻译？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从专业历史文献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倒是在看了张国焘的回忆后，逐渐理出了一些线索。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记述了他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远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就专门谈到了语言交流的困难。他写道，会议几经周折，“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法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做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应该说，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还是可信的，因为他所回忆的内容并不涉及当时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利害，没必要使用“曲笔”。这段回忆亦显得相当珍贵，告诉后人的这些事实都触及到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领袖人物的思想交流。如果连事关革命大局的共产国际二大决议都因语言不通而理解不清楚的话，那对整个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那些在中国土地上纸上谈兵、指手画脚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是怎样同中共接触和交流的呢？马林和魏金斯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般是用英文（无法想象他们的英文水准。我只知道：魏金斯基曾在美国生活多年）交谈，马林和陈独秀的脾气都属暴躁一类，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了。难怪陈独秀抱怨，为什么共产国际不能派一些高水平的代表来中国？他所指望的“高水平”也许就包含着语言水平，最好是熟悉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例三，从“西湖会议”和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看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思想理论水平。对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中共内部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其实这不足为奇，有争论亦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政策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确实需要时间。但在很多党史著作中，人们在看到那些被告知的“决议”时，却很难看到对问题的争论，尤其是在党的会议上的争论。对于关心思想活动、思想矛盾的人来说，这不能不引起极大的困惑。
倒是从一些回忆和档案材料中，我们可以粗略看到事态发展的端倪。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据罗章龙的回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者称陈是“火山”）在“西湖会议”上争论得很凶，以至于中央的会议都不能进行。这样一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应该说，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在少数，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五执委中的三人）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给维经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写信，说明反对加入国民党之理由：两党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联段，国民党是争权夺利之政党，不能容纳他力，各区同志强烈反对，已无加入的可能。
为了缓解矛盾，李大钊出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据张国焘的回忆，西湖会议上，他和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蔡和高两人亦是中央执委）都坚决反对马林的共产党员无条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陈独秀还“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
在档案材料“斯内夫利特笔记”（马林笔记）中同样显示出党的三大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依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很多人（如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长辛店工人代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理解，认为这是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向马林解释说，“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而李大钊则主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换言之，如果我们步调一致、努力工作的话，就是大有希望的。这里，李大钊用非常含蓄的方式，理性地说服那些持有异议的同志，最终使他们接受国共合作的现实，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