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和中共党史权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对国史研究事业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78年1月11日，刚刚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不久的胡乔木，就在社科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同年2月，胡乔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其中属于国史范畴的选题有：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等。与国史有密切关系或者部分属于国史范畴的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这两类选题加在一起有37个之多，占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的近40%。由此可见，国史研究在胡乔木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中，具有极重的分量。上述选题的提出，表明国史研究已被提上学术研究的日程。
1978年，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对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他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什么时候发展得顺利，什么时候发展得不顺利，中间的规律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进一步充分说明，在胡乔木看来，加强国史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理所应当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胡乔木还提出了在中国社科院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后来提出的建立国史馆的设想，却得到了部分实现。1990年6月，由胡乔木鉴于成立国史馆条件不够成熟，提议先建立一个过渡性机构，并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的杨尚昆、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常委递交了关于设立编纂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报告。报告说：“我国建国已四十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待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报告建议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业务上由当时的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指导。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此有了专门的机构。
胡乔木对国史编纂的具体步骤也提出过具体的指导意见。他在1989年11月11日同胡绳、逄先知等人谈话中提出，要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并建议先编到1989年。为了确保五年里把这部编年史搞出来，他提出要每年出一本，五年后，到1994年出齐。他还强调，要从现时开始每天写大事记，同时要往回写，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的这些主张，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后来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所从2002年起开始启动，并已陆续出版了1949年卷至1955年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编纂工作，便是遵循他的这个意见的精神进行的。
胡乔木在国史研究学科建设领域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他提出了编写和研究共和国前史的问题。他在1989年11月11日那次谈话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设想。他说：“共和国史的前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研究。越早的时候，应当越简单一些。前史部分，编一卷、两卷、三卷都可以。如扩大一点，可以从有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开始编。从有抗日根据地开始编也可以，因为这些根据地是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有直接关联的。当然，也可以只限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开始编。”这一思想非常鲜明地继承了古代史家编纂国史的优良传统，成为编纂和研究国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对国史研究中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胡乔木也给予过关心和指导。他在1980年11月6日致邓小平并转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将编辑建国以来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书，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他指出：“我们同意应该现在就着手编。但编这样的材料书困难很多，因‘文化大革命’正式文件很少，档案也很不完全，建国以来中央会议很少记录，多数重要史实要靠调查核实。力求其确实符合历史真相，能够说明主要问题，编辑工作估计要用两年或更长时间（这不是说编卷帙浩繁的包括各种历史资料的大书，那要另编）。……我们想先编一部主要文件集和一本基本史料集，但篇幅都不会很小，也不会很快编成。”为了抢救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的史料，在胡乔木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关于对建国后各条战线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总结的方案，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宣传部部署，动员约十万多学者和干部参与编写，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历经十余年，编辑出版了多达152卷、211册、总计1亿字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它的规模之宏伟，利用档案资料之丰富，包含内容之全面，在新中国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堪称“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对于抢救整理新中国头30多年的史料，奠定国史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重视史料的角度出发，胡乔木特别提倡共和国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要撰写严肃的回忆录。他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上卷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态度。在谈到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时，他说：这部书的最重要贡献，是使研究和讲授我们党的历史和我国当代史的同志，“不但了解了以往难以了解的大量史实，而且由此可以学会今后改进治学和教学的门径。”“读这部书的同志，大概谁都会因本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丰富而惊叹，而承认本书对我党党史和我国当代史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样是从重视史料出发，他还竭力提倡在研究国史时应该重视采写访问记，以及协调党史、文献、国史等研究机构与档案部门的关系。这些意见对于今天开展国史研究来说，同样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如果说胡乔木的上述努力对于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拓荒意义的话，那么，他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观点，对于国史研究来说则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最早系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之一，胡乔木在1951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系统阐述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6月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大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性质和意义，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这可以被看作是对新中国历史的最初研究，其中一些观点无论对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对新时期兴起的国史研究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胡乔木对国史研究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指导性意见，集中而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历次谈话中。那些意见涉及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必然性、新中国最初30年的成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评价、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的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及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在《<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中提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类似观点在胡乔木的谈话中还有许多。所有这些，都对《历史决议》的起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此后的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对共和国史展开研究是胡乔木晚年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初，胡乔木开始考虑撰写一部回忆毛泽东在20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即后来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在1991年前后，他接连同助手谈了二十多次话，对其编纂思想和撰述计划作了充分阐发。从他所列四十年代15个、五十年代22个供研究的题目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是把四五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所要探讨的四十年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关于共和国前史研究思路的具体化。而他所要探讨的五十年代的22个问题，如共同纲领、建国初期的宣传工作、对外关系、全国统一和少数民族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争论和宣传、起草宪法、向苏联和苏联专家学习、关于文艺问题的几次批判、知识分子和农业发展纲要、文字改革、苏共二十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双百方针和人民日报的改版、八大、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到反右派斗争以后、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8年“大跃进”、武昌会议、庐山会议前期的继续纠“左”、庐山会议、毛选四卷的编辑、人民公社六十条等等，则是他所思考的共和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国史研究的著作，而且是对国史研究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国史研究著作。
胡乔木对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是多领域、全方位的，他在国史研究上的贡献，将会随着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