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的研究工作空前繁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有两件事十分引人注目：一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写成、并经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研究这个时期的党史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有了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影响十分深远；另一件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目前许多人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党史。

　　前一件工作我没有参加，就不多说了。后一件工作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这里只能简单地举几个例子。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薄一波同志在1990年3月提出来的。我最早听胡乔木同志谈怎样写这本书，是这年4月间。8、9月间，他更详细地提出：写一部七十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地像不少党史本子那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要使人看了以后感到确有说服力，七十年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的党。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一本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

　　胡绳同志从这年11月起主持编写这本书。他带了几个同志在玉泉山住了8个月，不仅详细谈了全书的基本设想，而且在看了初稿后，每章至少讨论两次，最后由他自己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时他有很多创见，例如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十年探索，他不是简单化、绝对化地谈它，而是指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正确的，一个错误的。两者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上世纪60年代，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趋向，直接引导到“文革”这场灾难。而从历史的全局来看，正确趋向终于战胜错误趋向，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

　　1991年8月8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由杨尚昆同志主持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本书。胡绳同志在汇报时说：这本书条理是清楚的，文字是精炼的，有历史感，不是材料堆积。他也讲了本书的不足。讨论中，胡乔木同志说：这本书是目前比较好的，因为篇幅上写法上都适宜作为党史教材。本来我的健康状况连写信也困难，但我有个想法，在书前写个题记，表示这是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的。杨尚昆同志最后说：今天要算个正式会议，不是座谈会，有个决定。

　　这两件事，一件在近30年前，另一件也在近20年前。那以后，党史研究工作继续取得重大进展。但对当年的这些简单会议，也许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