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以从事研究的历史学者或党派代表的身份来发表意见，而是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来描述和讨论。

　　苏联解体是一场后果严重的政治悲剧

　　对我来说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苏联”）的解体是一场给全球范围带来严重后果的世界政治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并且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欧洲，这个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体会到，战争又重现踪迹了，比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第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二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也就是苏联的一个孩子。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地从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她的终结却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错误结论：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

　　1987年我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里得到一个委派任务，去分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月份全体大会。当时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这种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但它显现出来的却是：列宁的权威被使用，只是为了假借他的名字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其实，改革“新思维”对阶级漠不关心，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和美国结盟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以不同于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范畴去思考问题。在西方主导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改革新思维。这是不正确的。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另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改革新思维的失败诱使我们——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对自己国家里的必然变化产生了免疫。戈尔巴乔夫声称，他在1985年已将自由和主权给了各个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就民主德国而言，我不能为此作证。任何像民主德国这样与苏联通过友谊和援助条约，通过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结盟的国家，它们的主权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受限的。在“改革”和“开放”这些词汇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关涉到世界政治：首先是民主德国针对联邦德国的政策；其次是苏联领导层不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所做的努力。

　　现在有很多关于1989年和1991年间苏联解体事件的个别描述，遗憾的是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进行的全面分析。事实上，苏联解体毁灭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

　　（作者系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李红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