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正面临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道德化”的提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道德化的,此处指的是市场化了的社会主义道德化。当然,第二次转型并不是对第一次转型的否定,恰恰相反,道德化转型既是对市场化转型的补充,又是保障市场化转型之成果、开发后续发展动力的基础所在。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与民主化呈现出相互分离的趋向,民主化基本来自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从2007年一系列民生政策的推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市场化与道德化三者之间是相互嵌入的。民主化不仅来自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而且来自于农民、工人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又来自于市场化,迫使他们向社会展示其压力,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运动和道德化运动相互嵌入的阶段。根据波兰尼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发生是嵌入到地方共同体之中的,所以不可能产生单纯地追求利润的、背离共同体的经济,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了背离。因此,中国当前必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把民主化、道德化重新嵌入到市场化之中。
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前提下,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从中国的两次转型来看,第一次转型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力;第二次转型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前者是与执政党的变革能力和适应能力相联系,后者则意味着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偏离传统的社会主义轨道,不会背弃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今日之中国正处于从市场化社会主义向道德化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而道德化又必然伴随着民主化运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民主成长相互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市场化、道德化、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复合、交错与冲突。这三重面向的共存为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刘建军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