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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观念并不鲜见。在远古多神论时代,各民族崇拜的神灵,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罗马帝国的统一,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万能的上帝取代了多神论时代的多种“普世价值”,成为西方世界唯一的“普世价值”;而在古代东方,如印度、中国等地,基督教上帝则是鲜为人知的幽灵。在印度佛教中,佛陀就是大千世界普度众生的“普世价值”;在伊斯兰世界,安拉则是创造一切的“普世价值”。在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家都要把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关系,抽象成永恒普遍的价值观念,进而把这些观念演绎成“普世价值”。可见,在资本逻辑全球驰骋的当下,“普世价值”风行于国内学界亦非空穴来风。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赞同“普世价值”。他们公然申明自己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他们还批判并解构了各个世代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普世价值”的虚假幻象。立足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维度解构“普世价值”观念,是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理论立场。
运用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普世价值”的观念论实质。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观念,是作为观念决定论者的神学家、玄想家、哲学家、意识形态家,把现实变为观念,再用观念解释现实或用观念解释观念的产物。观念论的理论基础是观念而不是现实,是“天国”而不是“人间”。他们的立足点是“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而不是现实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他们所理解的人也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观念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把“永恒正义”、救世主等观念看做是现实世界的基础与主宰,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做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心主义的达赖喇嘛们和真正的达赖喇嘛有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甘愿使自己相信,似乎他们从中获取食物的世界离开他们的神圣的粪便就不能存在”。
观念论的另一种形式是用观念解释观念。“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撇开人的现实的生活环境,将现实的人抽象为“人”、“人性”等概念,然后再从这些概念中抽象出“善”、“爱”或“善良愿望”等更为稀薄的概念,最后把这些空洞的字眼演绎成“普世价值”。
观念论者与一切宗教同出而异名,其本体论根基都是唯心主义。因此他们殊途同归地迷信“普世价值”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对于这些玄想家来说,凭借于天马行空的逻辑想象(实际上是游离于实际生活过程的主观臆想),万能的神灵、观念都能制造出来,至于“普世价值”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现代论者仍没能跳出其先辈们的窠臼,还是用抽象的概念演绎抽象的观念。例如,离开现实的人的实际价值关系,用自由、公平、正义、共赢等字眼解释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等等。
立足认识论立场
“普世价值”观念表现在认识论领域,就是推崇绝对规律和永恒真理。例如,蒲鲁东就认为,历史就是逻辑范畴、理性、观念、真理的自我肯定与否定的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乃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说,既然把任何一种事情都归结为一种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实际上,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罢了。
无论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上都是永恒真理的崇拜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存在“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并认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理性的化身、永恒真理的典范,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阳光才照射出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务之一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永恒真理的神话。针对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指责“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等论调,马克思恩格斯反驳到,关于永恒真理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资产阶级的法是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利己观念使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的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既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也必然要废除把这种关系当做永恒真理的观念。
立足唯物辩证法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深刻指出“普世价值”观念的方法论秘密就是:把观念与其生成的现实关系割裂开来,把价值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割裂开来。
马克斯恩格斯在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编造的“普世价值”观念的秘密时指出:“他首先把这两个极端空洞的抽象概念当作两个绝对的原则摆出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中应当又有同一种关系再现。只是这一点就已经使他有可能用演绎法把自己的所有论点表述两次:先用抽象的形式来表述,然后用貌似具体的形式,作为由前者得出的结论来表述。此外,他又给予自己的两个范畴以多种多样的具体名称。于是,普遍性按次序表现为:自然界、无意识的总合生命、有意识的总合生命、普遍生命、世界机体、包罗万象的统一、人类社会、共同性、宇宙的有机统一体、普遍幸福、总合福利等等。”“从普遍的本性引伸出‘人类平等’和共同性。因此,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
世界的辩证本性表明,任何事物的普遍性、共性都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是存在于该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之中并始终与之相联系。“普世价值”观念论者的方法论特点就是割断二者的联系,将普遍性孤立地、抽象地推向绝对。他们制造“普世价值”观念的逻辑程序是:
先把价值的普遍性及特殊性与特定的社会关系实际、真实的价值主客体关系割裂开来;尔后再把价值的普遍性与其特殊性割裂开来;然后再把这种概念化的、孤立的普遍性无限地泛化、绝对化;之后再把这种概念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中空洞时髦的字眼(例如,“人”、“人性”、“公平正义”等)逻辑地拼凑起来;最后就是把拼凑起来的范畴诠释、论证为适应人类的一切时代,适应每一个时代所有人的真正的“普世价值”。经过这样一番演绎与敲打,就认定“普世价值”真正地存在于人世间了。
如同“普世价值”思想家关于永恒真理观所依据的观念论立场一样,他们的方法论立场依然是由其唯心史观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了这个逻辑路径: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统治阶级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定关系分割开来,并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
立足价值论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每一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关于“普世价值”的观念,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在价值论维度揭开了“普世价值”的面纱。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共同利益采取国家与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不断分离和生成着阶级,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不仅统治着经济、政治,他们还“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在资本关系全球化繁殖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反映资本全球扩张意志的“普世价值”的全球化时代,这就是当代“普世价值”观念盛行的文化逻辑。200多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视野下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而且还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婚姻、生活方式一概宣扬为人类最美好的模式,是永恒真理的价值化身,是永恒不变的“结晶体”。从批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否定的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这些关于永恒真理和“普世价值”的观念。
当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自由奉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他说,“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个世代,作为自由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对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相反,它必须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为自己的历史起点。对此,当代资本主义会承认共产主义是“普世价值”吗?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基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尚且不是“普世价值”,有论者却不厌其烦地硬说社会主义是“普世价值”。这究竟是什么理论思维与文化逻辑呢?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