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宣扬者和辩护者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遮掩，只谈主义，不谈问题，把自己认可的立场、观念、价值作为普遍的形式要求人们遵守，实际上是以学术自由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

　　 何谓“普世”？佛经《等目菩萨所向三昧经》卷下就有“利养普世”的说法，所谓“普世”就是“普遍世间”之意，用世俗的话讲，就是“普天之下”、“全人类”的意思。在西方，“普世”肇始于普世主义。普世主义源于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natural law）哲学，在这一哲学看来，世界好比上帝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且内在于一种称之为“逻各斯”的宇宙理性之中。从亚历山大剑指其所到之地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教会，普世主义理念不断在实践。

　　为了廓清人道主义的利益正当性和合法性，契约论和约定主义立足于主体的共同主义，提出社会共同需要和利益，认为“普世价值”的人性基础是普遍理性，即公共理性、契约理性或交往理性。因此，约定论或约定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既不同于独断论，也有别于怀疑论。它以承认多元文化价值为前提和基础，同时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可以“通约”，从中求得“普世价值”。由于“普世价值”一落入实处就面临困境，为了维护其“普世性”，只得将其解释为纯形式，因而其必然以形式主义的模式被推行。

　　黑格尔不满于康德所谓“绝对命令”、“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这种纯形式的“普世性”，借助辩证法建构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理念。世界因它的多样性而精彩。亨廷顿曾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但是事实真的仅只如此？亨延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给美国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的美国——是世界主义的，还是帝国性质的？抑或是民族性质的？他最后给出的答案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美国保持和加强自己已有三个半世纪的民族和国家特性。亨廷顿给美国人的忠告是，世界上的美国是民族性质的。美国若成为世界的就不可能仍然是美国。亨廷顿认为美国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新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是其立足之根本。姑且不论亨廷顿出于何种目的：保护美国的独特性也好，倡导美国文化中心主义也罢。其言论与“普世价值”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客观上他不承认“普世价值”。因此，那种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现实的敌人、中国是美国“可能的潜在的敌人”等的看法实际上只能是其固有政治立场表现。

　　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历史已走过了两百多年。启蒙——穿透一切的理性强光照亮了“普世”的一切领域，堪称是历史上人类最惊骇的思想革命。启蒙的遗产——源于欧洲地缘经验的现代性，自由、平等、博爱，不容置疑地占据着最强势、最活跃的话语空间。

　　 事实上，启蒙释放了无所顾忌的理性自负，理性的狂妄和傲慢带来了启蒙的恐怖和暴虐。两次世界大战源于启蒙的源头——欧洲；资本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血腥盘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对其他文明的奴役和挤压，西式民主价值理念的强势已经蜕变为人类不平等的铁壁掩体。启蒙精神继承者们越来越冷峻、残酷，狂嚣着肆意在全世界推广着业已背离启蒙精神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速成品。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世界人权”的普世原则。“自由”、“平等”、“人权”表达了人类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成为西方国家借以干预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屡试不爽的绝妙工具。

　　 我们并不否认，由于全球化，以往仅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毗邻国家的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成为所谓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等等。这才有“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京都议定书》等全球层面的合作。但这并不表明，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绝对的“共同利益”或者“普世性”的利益。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问题，发达国家在对待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时，是以自己国家、民族与阶级的价值和利益为导向，而非所谓的“普世性”价值或绝对共同利益。戈尔巴乔夫畅想“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非但没有感动西方，换来的却是北约到东扩到卧榻之边，换来的是苏联解体，是国家和人民陷于灾难和困境。而一些人以此标榜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共产主义失败论、不战而胜论等言论悉数出笼，其言说背后无一不是把西方价值理念作为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

　　 现实又如何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巴以冲突等事实恰恰揭示出，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在自由幌子下究竟在做什么。人类渴望和平，我们不禁要问，通过战争谋求甚至损害到他国主权、人民生命的价值是“普世价值”吗？不顾他国国情强制推销他国人民强烈反对的价值理念会是“普世价值”吗？当下对一些国家内乱的处理方式，恰恰映现的是西方民主价值的双重标准，而非“普世性”。

　　“普世价值”的提出，在话语上是受限的，不能简单地说有，也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但有一点很清楚：“普世价值”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制度归宿”，认为“普世价值”问题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有必要解读“普世价值”的虚假性。

　　 首先，概念与内容不可分。我们必须承认，在认识论层面，人类可以就某些方面的问题达成某些共识，但价值不同于规律，它不可能是全人类都能接受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价值则不同，它是相对于主体的满足与否而言。不同的价值主体，他们倡导的价值概念中所具有的内涵迥然相异。以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所融会而生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观，刻意淡化差异性、阶级性、民族性。这种用抽象人性的永恒性、形而上学的价值观来看待不同主体对象的价值追求，是有欺骗性的。

　　其次，价值与制度不可分。“普世价值”往往夸大人性价值而模糊制度的阶级性。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差异、冲突甚至对立是铁打的事实。东西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走向一致。毫无疑问，“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问题。价值与制度和学术与政治两者异曲同工，居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与居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我们能说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在政治层面谈论并实现“普世价值”毫无可能。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阶级、国家所牵制，从而沦落为其附庸。

　　最后，主体与选择不可分。判断某一价值在特定历史时期“普世”与否，并不取决于宣传者的词句，而是取决于这一时期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怀揣着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中国人民在选择一条属于自己国情的中国道路。主体的差异、所处境况的不同，注定其选择的动机、目标值、结果不可能一样。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但同样的历史不可能再出现一次。历史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才有今日之中国。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明智选择的结果。

　　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等规范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性的目标值上，启蒙精神价值具有普遍的意义。即使这种普遍性在起源上同西方有关联，也不必当做西方的东西加以反对，正如不能因为别人先说出真理，我们就一定要反对他一样，但是西方的价值实践模式却并非天经地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模式选择决定着启蒙的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形式，决定着中国自由民主的民族特征。现代性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与民族性骨肉相连，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永远是伪命题。因此，对于现代性还不完善的人类社会，每个要创造历史、实现对人类未来社会担当的国家、民族来说，真正的使命在于，要对各种抽象价值和姿态进行批判分析，抛弃那种直接的、可供操作的 “普世性”的“价值”和“模式”，应在坚持重视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追寻适合本民族、本国家发展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显而易见并非真正为了他国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国内一些人士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无非是以西方为标准。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任何照搬或者移植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脱离了本国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复制”，其可取性从何谈起，这种“普世性”，究竟是谁的“普世性”？从自身看，中国近代史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从国外看，苏东解体早已敲响这种“普世性”之殇的晚钟。

　　 “普世价值”——谁之“普世性”？“普世价值”的宣扬者和辩护者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遮掩，只谈主义，不谈问题，把自己认可的立场、观念、价值作为普遍的形式要求人们遵守，实际上是以学术自由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在文化霸权之外，在话语权依然是“西强东弱”的时下世界格局中，注入东方元素或中国元素的可能性甚微。那些被西方强行民主化的国家现状是这一问题的最佳诠释。试看这些国家，战祸、疾病、饥俄、生命安全问题，更勿谈国家荣誉、外交。是谁说要给他们“普世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现在，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价值不是赐予、不是施舍，而是靠自己争取。

　　笔者认为，对责任意识的崇尚当下最为欠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党，如果它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承担起政党、政府、国家的责任，那么它就具有“普世性”。关注民生、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现阶段价值目标值。我们是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继承者，既不是见“西”就迷，更不是见“西”就反。我们应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与“普世价值”相关话语进行系统科学的批判，赋予其特定的时代、民族特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有效地抵御西方的“话语霸权”又能充分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不至于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迷魂阵，迷失自己前进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