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确实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不包括妇女、黑人、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做出的选择。

　　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做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迷信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做了评估、做了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被西方奴役的各个民族也奋起反抗，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的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去掉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问题是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但是，西方谋求话语霸权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民主输出”模式使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2007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实力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扬言要抵制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目前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如果西方领袖不来赴会，北京奥运会成了亚、非、拉、俄罗斯和中国领袖的盛会，这才是西方更为担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应该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