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Peter Franssen, 比利时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2年生于比利时的根克，现居于布鲁塞尔。Peter于1981—2006年间曾担任比利时工人党周报 “Solidair”的记者和编辑，2007年担任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讲师，2006年至今是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的著作包括：The money of CVP/PSC、 Why they did not stop the hijackers、 Where does China go to等一系列书籍。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也有对市场和经济进行干预的职能，因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这里，市场是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包括社会民主党派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从来都不想改变这一点。市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各种具体的情况以及劳动阶级的斗争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政府是作为生产资料私有者的总部，以及为私有者提供服务而存在的。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事实证明，在一个政治权力掌握在私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经济也是由这些私有者所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规律会导致两极分化。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1976年，1%的家庭占据了美国所有家庭收入的8.9%；2007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23.5%。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结果毫无疑问地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人民开始买不起他们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美国生产过剩的危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增加借贷，同时刺激建立在负债基础之上的家庭超前消费。这种政策的直接好处是消费的增长——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对家庭债务则可以推迟到将来再偿还；而付出的代价则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负担不起分期付款的房屋贷款，这也是金融风暴和后来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国家预算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第二个方案，开始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终止阶级斗争、削弱劳动阶级和他们工会的力量，为推行激进的国有企业自由化和私有化、社会服务的市场化政策开辟道路。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金融市场中政府管制几乎彻底解除，并降低企业和富人的赋税，造成促进投资和消费可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假象。

　　 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把自己从世界主要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1981年，美国还有1400亿美元债权，到了1987年则变为净负债400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债已经高达13.2 万亿美元。在2009财政年度，奥巴马政府组织了对银行的紧急纾困，并为企业制定了一个刺激性的开支计划。这些措施再加上税收的减少和因为危机而高涨的失业救济，使美国政府赤字高达1.4 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预计今年的赤字还将增至1.56万亿美元。

　　美元的价值

　　 这种变化和发展让美国相较于希腊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处于更危险的位置。中国最大的资信评估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认为，美国无力偿还债务面临着破产。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柯特利考夫（Laurence Kotlikoff）也指出，很显然希腊陷入了可怕的债务危机，但是美国更糟糕，它距离深不见底的、永远的经济发展坟墓只有一步之遥了。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债权国，担心美国大规模预算赤字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从而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末时超过了2.4万亿美元，其中将近9000亿美元是以美元标价的国库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目标是创建一个不与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挂钩的、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金融寡头的统治

　　 1916年，列宁写出著名的《帝国主义论》时，银行用来作为资本管理的中心，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指导资本用在最具有生产力的方面。今天，银行被各种来源的金融公司赶超：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金融资本的影响和权力比列宁那个时候更大。让我们回顾一下2007—2008年华尔街风暴之前金融市场的情况：对金融管制的解除促成了金融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和金融家的高收入。在美国，这种繁荣从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就开始，在克林顿和布什期间由于解除管制政策而得到增强。1973—1985年，美国金融部门的收入从未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份额上升到了19%；到了90年代，徘徊在21%—30%之间；21世纪的最初10年，这一份额已经高达41%。

　　 而在中国，国家对于金融行业有着全面的、有效的掌控，重要的银行都是国有的。在美国情况则相反，金融寡头控制整个国家，金钱控制着政治权力。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人员一直以来都是互相流动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之前是高盛公司的共同主席之一，后来他成为花旗银行董事会的主席；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担任乔治·W.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前是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前任约翰·斯诺成为了博龙资产管理公司的主席。这家大型的私募基金公司的董事之一就是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这些拿国家和纳税人钱的金融管理人员，最终在他们自己负责管制的领域工作，或者为了这个领域的利益进行游说。金融部门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一点已成为华盛顿共识，因为金融市场崩溃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金融改革法案必然的失败

　　 在2008的噩梦之后，目前一切似乎又照旧了。2009年9月，就在雷曼兄弟破产一年后，五家华尔街投资银行掌握了金融行业资产的37%。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各大银行报告的利润都很高。这些高利润再次鼓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放高额的奖金。现在，人们希望金融法案的颁布成为一个转折点。金融法案的颁布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必须阻止家庭的过度借贷、因为国家的债务和预算赤字继续破坏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同时也是因为大量的收入被从经济实体转入到了金融部门。但是过去的25年证明，银行家和他们政治上的同盟者根本不会去做出实质性的变革，金融法案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连英国《金融时报》都承认，金融法案让很多监管者在处理一系列重要的关键性方面有范围很大的裁量权，关于新的法规实际作用究竟会如何的争议还刚刚开始。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主要金融公司需要拨出多少预留资金甚至都极少提及。法案的内容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拿来进行研究。不管那些公开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没有考虑到的后续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到来得越来越快，整个过程就成为了一个修修补补性质的无法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