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还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比如，一讲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有的队就从本位主义出发，企图脱离国家计划指导；一讲克服“长官意志”、纠正“瞎指挥”，有的就放松了领导，该指挥的也不指挥了；一讲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个别地方就出现了重钱轻粮的苗头，对农、林基本建设有些松劲，全县平整土地不如往年好；一讲反对平调，有的连必要的协作也不搞了，原来共同商定的农田水利协作工程也吹了。《梁钧华同志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79年4月17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57。

　　2工作中的缺陷和困难

　　在解冻农村经济政策时，还会遇到许多工作中的缺陷和困难。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历史造成的远因，也有改革新形势下形成的近因；有经验不足、工作不细等浅层原因，也有与旧体制的冲突、缺乏配套等深层原因。例如，当时有相当部分干部习惯于过去那样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对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应该怎样做不大清楚，尤其是缺乏懂经济建设、懂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干部。这给刚解冻的农村经济政策也带来很大压力，很多社队“经营管理水平低，开支费用大，不少社队成本无核算，消耗无标准，开支无制度，理财不民主”。再如，密云县因地制宜确定生产方针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是口粮标准和口粮供应问题。密云县过去长期缺粮，直到1974年才达到自给。其后几年，年景好一点，就自给有余。年景差一点，仅能维持够吃。按专业化、区域化生产以后，花生、林果、畜牧产区的吃粮问题，本县无力解决。二是价格和现金收益问题。国家公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后，有些社队认为养猪不合算，特别蚕、蜂生产，没有实行“茧蜜折粮，多产多吃”。同时，林区如果集中力量种树，不仅当年吃粮问题无法解决，而且收益分配也需要上级投资或补助。因为建立林、牧区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中共密云县委关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1979年2月24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27。这些问题也干扰了刚解冻的农村经济政策，西田各庄公社就反映，1978年种花生24万亩，因为报告没有明确口粮标准，（1979年）不敢轻易扩大油料面积，本来适宜种植花生，只增加2600亩。《密云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四级干部会议简报》第8期，密云县档案馆1—3—1427。

　　工作中的缺陷和困难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重点是抓了以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但是，“一九七九年，全县一千三百四十六个基本核算单位，有六百二十六个建立了小组的或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其中联产计酬的作业组有一百六十四个”。也就是说，建立小组或个人岗位责任制的只占46%，建立联产计酬作业组的只占12%。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干部：一是“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很多干部顾虑重重，指导不力；二是“怕麻烦”，联系产量计酬会产生争肥、争水、争大牲畜、争农具等矛盾，还要及时检查验收；三是“怕吃亏”，有的干部怕挣不到同等劳力工分或不爱劳动；四是“怕伤人”，对偷奸耍滑的给以惩罚，就不免得罪人。《中共密云县委关于普遍建立田间管理个人岗位责任制的意见》（1979年7月25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59。此外，很多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例如，划分作业组发扬民主不够，结果各组的土质和劳力差异明显，有的组认为本组吃亏，半路就散伙了；还有的定产偏高，没有超产余地，调动不起群众积极性，甚至不愿签订合同；有的大队干部奖励名目繁多，不够合理；部分懒人、滑人和搞得差的作业组，占不了便宜，故意出难题，等等。

　　当然，思想上的阻力和局限、工作中的缺陷和困难，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只是思想上的阻力和局限更为主要。1979年3月15日，张浩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了划分作业组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予以刊发，赞同张浩的意见，反对“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这在密云“又引起了一片混乱。有的本来不打算搞作业组的，有了把柄，干脆不搞了，已经划了作业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又犯了‘二乎’，他们拿着报纸找公社领导，和公社‘要长短’。有的队干部余悸未除又添新悸，担心政策老是变，怎干也不保险”。甚至“县委也犹豫了一下，与下边打招呼迟了两天，结果散了一部分作业组，并为以后继续推行责任制，造成了一定困难”《高华兴同志代表县委在三干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24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