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政策的实行迅速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使广大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1978~1984年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总产量从3亿吨上升到4亿多吨，棉花从217万吨增加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二是农民收入增长呈良性趋势。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量每年以双位数的速度增加。个人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同名义收入增长率差距很小，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三是农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民吃、穿、住、用上了一个档次，即饮食结构改善、穿着消费水平提高、住房条件改善、生活用品上档次，文化娱乐生活日益丰富。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项指标趋向合理，全国农民家庭生活恩格尔系数由0677下降为0568。这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生活解决了温饱，逐步向小康水平发展。四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一度呈缩小趋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57∶1下降到171∶1（以农村为1），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比例由293∶1下降为215∶1。

　　二、农村政策巩固与完善

　　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自1985年起农产品供求逐步趋于平衡，农业生产带给农民的利益空间开始相对减少，中国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发展后几度陷入停滞徘徊期，新的矛盾日益凸现。鉴于此，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保证农业基础地位同时，及时地改进和完善农村政策，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及全国深入改革的需要。此间，中央农村政策巩固与完善主要表现在：

　　第一，明确了必须长期稳定的基本政策。其中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基本政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所有制政策。自党的十二大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以来，个体经济始终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十四大报告的“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政策，到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农村所有制政策经历了从政策上升到制度的过程，将“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变为“将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判断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合法地位。

　　（2）土地政策。整个90年代，中央始终坚持并发展了现有土地政策。199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列入《宪法》范畴，成为国家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年11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将到期后耕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决定，自此，全国开始了第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订通过，该法第一次使“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这一政策具有了法律保障。随后四年，每年都有关于稳定现有土地政策的文件下发，而2002年8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通过更是标志着土地政策向法律化转变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现阶段稳定土地政策的决心。

　　第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具体政策。包括：

　　（1）商品流通政策。80年代中期，农村市场进入计划与市场交互冲撞的过渡期，传统的以统购派购为主要内容的流通体制弊端日益明显，它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严重阻碍着农村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广大农民热切渴望中央对这一旧体制进行改革。针对实际情况，1985年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取消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自此，在农村实行了三十余年的统购派购制度基本终结。此后，国家继续逐步减少定购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相关文件都对此作了明确指示。与此同时，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也全面放开，由长期以来的国家统一定价转向市场定价，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健全市场体系，拓宽流通渠道，同时建立国家粮食保护收购价制度。中央关于流通体制和价格制度的改革，使长期受缚的农村商品经济活力得到了解放。

　　（2）科技教育政策。早在1989年国务院就曾发布了有关文件，指出并强调了科技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进入90年代，党中央开始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把科教兴农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充分肯定了科技教育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其中“要改革农业科技体制”更是为农村推动科教兴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多项具体政策，从农村人才培养、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等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科技，取得了显著效果。

　　（3）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80年代中期，伴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原来被低效率掩盖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显性剩余人口；同时一部分农民经济能力增强，发展非农产业成为他们的迫切愿望。党中央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充分利用农村内部资源。1985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这项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激发了各地农民大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在发展政策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从1985~1991年的7年间，乡镇企业以年均293%的高速持续发展，农村发展在工业化进程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90年代，党中央仍把继续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战略要点，总体上对乡镇企业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从1992年起，中央分别从资金信贷、税收、技术改造、人才培养、外向型经济等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为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1997年《乡镇企业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把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带入了依法经营管理的新阶段，是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