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学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最大收获，是打破了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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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史学从长期“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重新获得生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和其他科学一样，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建国初期，历史学曾有过一段顺利发展的时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当时以极大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不断增设、历史教材成批编写、史学专门杂志的创立，通史、专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随之展开。史学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史学理论空前活跃。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学术的方针，立即受到科学文化界的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公布，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占据舆论主导地位充满自信心的体现。在很短时间内，不论是理论战线还是文坛史林，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历史学也在“双百方针”的鼓舞指导下，对许多重要的史学理论，诸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对古代道德的继承问题、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等等，都作了深入探讨，一时展开热烈的学术争论。

　　但是，“双百方针”提出后仅两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完全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这个信号实际上预示“百家”将变成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果然以后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升级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双百方针”被破坏无遗。史学界在此期间顺应政治潮流，提出“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由于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运动，在为政治服务的史学理论指导下，史学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只能服务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从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开始，接连批“清官论”、批“让步政策论”，批“古代道德继承论”。当时一些人美其名曰“以论带史”，实际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以主观框架剪裁历史事实。其结果历史学中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泛滥，批判越升级，配合政治运动越紧密，离开科学就越远。从“文革”开始时的批《海瑞罢官》，一直发展到后期的大搞所谓“评法批儒”、“批宋江”，历史学已堕落为“影射史学”。一些人可随意因服务于眼前的政治目的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史学界禁区林立，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学的主课。中国古代史只讲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近代史只讲反帝斗争，中共党史只讲两条路线斗争，中共创立者只讲毛泽东，对外关系史只讲沙俄和美帝国主义侵华史。对许多有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课题，鲜有人敢于问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这次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定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各条战线随之拨乱反正，纠正“文革”和以前“左”的错误。历史学随着安定宽松的政治局面的到来，也摆脱了过去“左”的教条主义窒息。那种把历史学当作“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工具的做法，早已被广大史学工作者所厌弃。史学研究恢复了独立思考和对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在思想解放高潮中，研究历史学的各种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全国各地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一个接着一个，新的刊物不断创办，显现出建国以来少有的盛况。历史学从史学理论到史学方法，从古代史到近代史，从中国史到外国史，从宏观研究到微观考察，从对历史事实的论证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课题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诸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关于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关于用五种生产方式划分中国社会历史形态问题，关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学的再评价问题，关于中西方关系问题等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展开自由讨论。许多以往被视为禁区的历史课题，如对民族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共早期某些历史和人物的历史、国共合作史，乃至对“文革”的历史等，都开始了认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探讨。在对这些历史重大课题的探讨和争论中，平等的、自由的、和谐的学术氛围开始恢复，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各种通史、断代史、世界史以及关于历史学各个领域的专题研究，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民族史、美学史、服饰史、陶瓷史、科技史、报刊史、天文史、医学史、宪法史、法律史、法制史、戏曲史、化学史、邮电史、铁路史、伦理史、以及中外关系、中西交通、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等。作者除老一代学者外，还有更多卓有成效的中年史学者。被迫中断十余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在陈云的关怀下得到恢复，取得重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