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国际形势对中国正负两面的影响，邓小平强调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打击并不干扰国内工作的中心。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指出：现在仗打完了，要认真地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好好把经济工作抓一下。同上书，第492~493页。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关键在于搞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国的力量。7月7日，邓小平在使节会议上既谈到了更加增长的战争因素，也强调了国内经济建设的紧迫性，强调了要紧紧抓住机遇，不能再耽误了：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在谈到对外经济合作问题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在欧洲、日本、美国设立贸易中心，把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统一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533页。这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国外担心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又要变。邓小平多次指出：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是要关起门来。1980年1月16日，就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邓小平作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241页。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对霸权主义威胁的严重担心；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动摇中国既定的政治路线。10月17日，邓小平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们的方向、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是将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内有些人曾担心我们的现行路线能否稳定和延续下去。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条路线会持续下去，因为只有这条路线符合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2页。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穿了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整个脉络。邓小平的论断，使得中国有可能正确把握形势，不失时机地做出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潮的重大决策。

　　三、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以及对此的认识，是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条件；但是，促使他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部。

　　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与把握直接关系到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利的时期。虽然国际形势继续动荡不安，但是世界战争并非马上到来；中国已经摆脱了被封锁被孤立的状态，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与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关系，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大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并发展它们自身的经济。它们愿意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具有了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来发展自己的条件。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推动中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他一再强调，要切实抓住机遇，抛弃落后的僵化的观念和政策，积极发展同国外特别是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他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没有这个国际条件，真正有这么一个国际条件是在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和中日建交以后，我们才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这样的条件既然有了，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对中国也有不利的一面。邓小平也仍然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只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依照“文革”时的观点，那么中国的一切工作还是应该以备战为中心，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是邓小平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才能表明它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在以前的较长时间内没有好好抓经济建设，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现在，中国必须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国际形势确实持续动荡不安。但是，中国不能坐等形势完全变好才去集中力量搞建设；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我国构成政治、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邓小平的思想认识，在全党得到了深入贯彻，并使得以后无论国际上发生什么风浪，中国都始终紧紧把握中心任务不动摇，从而才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并不完全与国内政策的调整同步。

　　如前所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继续坚持了毛泽东晚年确定的“三个世界”理论、“一条线”战略，并在一定时间内还有所强化。依笔者之见，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

　　1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决定的。国际形势具有客观性，外交也不是无条件服从内政的，况且面对的是关系国家最高利益的安全问题，必须慎重行事。当时的美苏争霸格局中，苏联处于进攻的位置，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积极推行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把中国当作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把中国看作是反对苏联扩张的重要力量。在反对苏联扩张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三个世界”理论、“一条线”战略，在毛泽东提出时就存在某些不适当的地方，但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

　　2实行对外开放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广泛地扩大与加强与它们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建设经验。这样，如同新中国当年确定对外关系上“一边倒”的方针与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寻求苏联的援助相一致一样，此时中国稳定并进一步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亦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题中之意。从中国与美国建交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决心之巨。西方发达国家也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以增强对抗苏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