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伊始，鸦片战争（帝国主义首次侵华战争）后的60年，改良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激情呼吁垂危的中国“改造新生”。梁启超的原话为“老国从思新少年”，《饮冰室诗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梁启超还在1900年2月10日发表的《少年中国说》的演说中阐述了同样的主题。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5b7401000aethtml。50年后，中国共产党富有魅力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同时告示天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相对于一个世纪中国的内部分裂和外来欺凌，毛泽东的宣言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强烈感受，以及他和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尽管历史学家惯把毛泽东的政权称为“新中国”，但作为文明绵延逾两千年的国度，中国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新兴国家。事实上，在其鼎盛的乾隆皇帝时期（1736—1795年），国内生产总值曾超过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而当时人口不及世界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圆桌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7页。儒家的中国也曾激励过欧洲的启蒙运动，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工业化及海陆扩张打破了这一态势。中华帝国不仅开始衰落，而且很快就沦为西方文明的祭品。面对西方和稍后日本的挑战，如何实现现代化以救亡图存就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危机深重之中国的首要目标。中共建国初期也不例外，毛泽东一开始就确立了工业化的建国目标，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赶上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本是中国生存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其拥抱马列主义、迈向社会主义，则显然是中国历经长期苦难、饱受资本主义列强侵凌剥削后的自觉选择，是既带理性又兼感情的选择，是认知的选择，又是道德的选择。

　　当共产党接管政权时，中国几乎是从零开始，亦即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却又可看做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并建立起了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开始从事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工程，不管成功与否，这都将深深地改变中国的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里兴起后又最终解体，但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屹立前进；而毛泽东又是在悠远沉重的历史包袱下，试图以共产主义理想来“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这些现象都使得中国再造的神奇故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通过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又通过克服内战对经济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新中国获得了重生。其中在建国初期一项值得留意的举措就是土地改革。土改最初是在狭小的江西苏区（1929—1935年）进行，但通过实施1950年6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以及温和手段扩展到了全国的农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人口为13亿的老解放区已在12亿的农村人口中实施了土改。总人口为34亿的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中尚有28亿农民需要进行土改。见陈锋：《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23页。在旧中国，近乎90%的中国人是农民（1949年中国人口总数为45亿），而其中仅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却垄断了几乎80%的全国耕地。这一乡绅和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代统治政权的经济基础，延续了2000多年。毛泽东在1953年开始合作化运动之前，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减租减息，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和耕畜，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并清除地方土匪和乡村恶霸。又组织起农村民兵和贫农协会维持秩序、支持土改。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和地主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被清除了，中国农村草根阶层的等级制度被彻底重构。通过这样一场根本深刻的变革，“毛泽东实际上改写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董志凯：《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45页。关于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初期国家建设的更多内容，可参见泰伟斯：《1949—1957：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收录于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的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6页。。国家机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渗透及政治控制从未有过如此的深入。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虑及小规模的个体农民经济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向集体农业迈进。并不断提升互助组的规模（1949—1952年）来汇集农业劳动力，随后又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在高级合作社里，土地所有权转归集体，农民严格地按照劳动多寡领取报酬。同时，一项国家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新政策也出台了。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认定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可先实现农业集体化，遂不满意其同僚所取渐进和保守的办法。他讽刺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一样摇摆前进”。一场声势浩大却又仓促上马的集体化运动由此展开。1955年夏，毛泽东亲自上阵，宣布“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到1956年底，97%的中国个体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见泰伟斯：《1949—1957：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收录于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的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又见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外，这场运动的理论依据显然是认为合作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这对于全面工业化的进程至关重要。

　　虽说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很早的时候（1944年）毛泽东就设想，要摆脱国人的贫穷落后、要确保国家的主权独立，中国的未来必须依赖“新型工业”和工业化。中共夺取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就宣布“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历史任务。郭海清：《试论新中国毛泽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求实》2007年第10期，第7页。对毛泽东来说，新中国首先意味着工业化的中国，有趣的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说，如果从天安门城楼望去，北京城内的工厂家家点火、囱囱冒烟，那该是多么美丽的画面。毛泽东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工业国的愿望。他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姓“工”，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工人的政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毛才在十大上选择来自上海的工人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后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也是以此为第一目标。很明显，土地改革和农业革命，皆须服从于“解放农业生产力和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目的。农业是工业增长、尤其是重工业投资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工业再通过提供农机及化肥等方式反过来支持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