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来改朝换代或政权更迭不同，中共领导所面临的艰巨建设任务远非只限于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的安定与和平。由于中共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治下的国家建设，从意识形态来说，注定要建立一个成色十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规定一个全新的航向。一旦实现了农业改造，接踵而来的就是追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15年或稍长的时间基本实现“三大改造”，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马齐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这就明显偏离了原先议定的“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温和笼络政策。这一政策曾允许私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是中共当初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以推翻国民党政权，曾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同意过的建国纲领。如今则效仿苏联经验，要在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实施如此根本和深刻的变革，无疑已经是个野心勃勃的构想。然而毛泽东意犹未足，出于急躁和无畏的个性，他一再追求更加紧迫的时间表。结果，15年缩短成了不到4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后，事不旋踵，到1956年底，城市工商业的国有化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就在说服与胁迫的情况下大体顺利地完成了。

　　毛泽东极力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是基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前提，和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提高生产力。即便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共建国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可悲状况到1949年，中国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2008亿人民币（1952年币值），相比之下，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达到了827亿人民币。见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5页。又见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也是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建立工业化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他当时断言：“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见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5页。

　　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中共经济的主体。至1956年，公有制经济占国民收入的929%。这和1952年时私有制经济占787%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与此并行，在1953—1956年的过渡时期中，工业品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96%，农产品的增长率亦有48%。同上刊，第113—114页。这一成就似乎验证了建国头七年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直到栽跟斗的“大跃进”。

　　但毛泽东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安全考虑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冷战最激烈的时代，面临着十分敌视的国际环境，更有海峡对面蒋介石势力的破坏活动。美国拒绝承认毛泽东的政权，再加上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思潮的滋长，都迫使中国无法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一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处此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只好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关系。其实在毛泽东认为东北工业重地受到威胁，因而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已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遭到了来自美国及其欧洲同盟的经济制裁。毛泽东不顾大多数同事的反对以及经济建设的代价，果敢地决定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交手，居然造就出一个平手相持的局面，简直是圣经里的小伙子大卫面对巨无霸哥利亚的翻版。以钢为例就能形象地说明这种力量对比之悬殊：1950年中国的钢产量是61万吨，而美国是8782万吨。这些数字见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董志凯：《朝鲜战争与新中国经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第6页。中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据报道，中方的伤亡大约是75万，美国大兵的伤亡是142万，见董志凯：《朝鲜战争与新中国经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第12页；阿兰·帕玛：《1900—1989：20世纪史企鹅词典》，伦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其中包括毛泽东最心爱的儿子（他是由以身作则的毛泽东送上战场起带头作用的），但参战的结果不仅实现了保卫国家安全的目标，而且奇迹般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这主要是通过战争动员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迸出了巨大生产力。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毛泽东作为军事天才和英明领袖的个人威望也臻于极点。在经济方面，这场战争让毛泽东更加认识到优先投资重工业的必要性，尤其是优先发展钢铁工业，因其对国防安全至关紧要，尽管他也同样坚信钢铁意志的精神力量。这与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以及事与愿违的后果自有内在的联系。